（四）既参与冲突解决的“上半场”，又参与和平建设的“下半场”

中国以往在危机爆发初始阶段（即冲突解决的“上半场”）执行超脱政策，主动出访、开展斡旋和提出危机解决方案的主动性不强。新时代，中国成为中东利益攸关方——中国是中东第二大贸易伙伴和最大能源进口国，在中东冲突解决第一阶段日益扮演重要角色。如2019年9月沙特石油设施遇袭后，中国领导人应约同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强调中方对沙特石油设施遭遇袭击予以谴责，认为这一事件给海湾地区局势和国际能源市场带来了冲击，希望事件得到全面、客观、公正调查。[41] 2020年美国和伊朗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后，中国主动开展斡旋、劝和促谈，并积极出席利比亚问题柏林峰会。这些都表明，未来中国在中东冲突解决的“上半场”将进一步增加参与度。

在和平建设的“下半场”，中国与后冲突国家的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日益频繁。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基建大国”，中国将在战后重建阶段积极参与后冲突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发展促和平。中国对伊拉克、阿富汗、埃及等国的投资，带动了这些国家的就业，有助于对象国维护稳定。未来，在中国与中东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应加强安全治理经验的交流内容。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在国内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周边与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划界问题。对于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国与有关国家建立了危机管控机制，使分歧不干扰各方合作的大局。中国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这些对中东国家很有借鉴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对于中东多民族、多教派国家维护总体安全亦颇具参考价值。

（五）既参与传统安全治理，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治理

传统安全治理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存量，非传统安全治理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增量。中国以往主要参与中东传统热点问题的解决，通过联合国维和、军事护航、外交斡旋、发展援助等综合手段，参与中东地区传统安全治理，促进了传统安全问题的冲突降级，缓和了地区紧张局势。近年来，以恐怖主义和传染病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应在相关领域积极贡献中国方案，提出中国的理念与主张。

在反恐问题上，尽管中东各国对于恐怖主义概念和恐怖组织的认定存在分歧，但中国与中东主要国家一致认为，应摒弃“文明冲突论”，倡导“文明对话论”；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不应将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和宗教相挂钩，在反恐行动中不应执行双重标准。中国应与中东国家促进去极端化经验交流，加强联合反恐训练，交流反恐情报，切断恐怖组织融资渠道，联合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增强中国参与中东非传统安全治理的能力。

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中国也应主动发出倡议，与中东各国一道参与完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2020年初，中东各国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重要物质和精神支持。3月以来，中东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暴发后，中国向伊朗、伊拉克、苏丹、摩洛哥等多国派出医疗队，援助呼吸机和口罩，建立新冠肺炎检测中心，赠送防疫手册，召开防疫视频会议，介绍抗疫经验，这些已成为中国与中东国家加强公共卫生合作、构建中东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注释略）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前驻沙特和埃及大使、前中东问题特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