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论

整体外交是中国外交成长的集中体现｡时代主题的变化､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海外利益的拓展提高了中国外交建章立制的能力——从双边走向多边､从规则的适应者到规则的制定者､从经济治理的参与者到全球综合治理的倡议者､从传统的单兵作战到各部门齐头并进｡本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四点结论｡

第一,中国比其他大国更偏好整体合作并实现全球覆盖,这主要是由国内政治制度决定的｡作为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对地区国家开展整体外交具有“举国体制”的优势｡在应对国内重大公共危机过程中,如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疫情(“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和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垂直管理､齐头并进等都彰显了强大的制度优势｡2014年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成立为新时代中国开展整体外交做好了决策机制准备;外交部､商务部､中联部､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等各部门相互协调､积极配合,提高了中国外交的规划能力､协调能力和执行能力｡中央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能力加强,各部委着眼于“大外交”和“大外事”,在对外工作中注重统筹协调,为建立以中国为一方､以地区国家群体为另一方的整体合作关系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二,尽管区域一体化程度参差不齐,但是中国从宏观视野出发,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中国认为,只有坚持多边主义和区域一体化,敞开大门开放合作,才能取长补短､共同受益｡中国和9个地区国家群体均支持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地区国家强化集体认同以及地区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多极化格局的逐步形成,为中国以区域组织为抓手创建平台､开展整体外交提供了外部条件｡当前,在地区主义与民粹主义共存､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并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并进的新时代,国际社会形成网状的多元关系,国家间关系需要在众多议题中重新定位｡在国际体系转型､地区组织分化组合､各种力量此消彼长的大变局下,中国对地区主义的前景依然充满信心｡中国对地区国家的整体外交,有助于地区组织增强共同体意识,减少不确定性,消解国际安全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和治理赤字,有助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和国际关系的社会化｡

第三,中国的整体外交彰显务实主义,从实践经验而非抽象的意识形态出发,进行分类管理｡中国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地区一体化程度､地区国家对中国维护主权利益的重要程度､与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以及利益攸关大国与中国的战略稳定程度,采取灵活务实､具有差别化的整体合作模式｡中国与地区国家的整体合作推动了中国外交朝系统化､立体化方向发展,提升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机制化水平和外交效率,巩固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承诺和战略保证,促进了中国与它们全面､整体的合作关系｡

第四,中国在整体外交中善于创建新的合作机制,实现机制统筹｡中国在对外工作中使用好“组合拳”,克服了单个涉外部门资源配置不足､影响力有限的问题,能够调动中央和地方､国内和驻外机构､官方和民间等一切积极力量｡如前所述,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统一和集中,如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等新机制,为中国开展对地区国家的整体外交奠定了机制基础｡中国以领导人会议和论坛为平台,突破原有的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模式,促进了双方合作机制的对接｡

总之,中国的整体外交无意建立排他性集团或开展地缘政治博弈,更无意主张中国版本的“门罗主义”,而是从“合而治之”的理念出发,通过整合多元主体､多元客体､多元载体和多元目标来促进多边合作关系,带动地区主义的发展和集体身份的重构｡中国的整体外交旨在通过“顺势而为”和“有所作为”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完善,实现中国与地区国家的相互保证,消除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因素,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这与其他大国固守“后院”思维､垄断公共产品供给､建立“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奉行“分而治之”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特色整体外交的稳步推进,有助于地区中小国家实现联合自强,摆脱对传统大国单方面援助与发展路径依赖;带动其他大国和中国一道在地区组织框架下与中小国家群体建立平等对话与对等合作机制,从单一的霸权治理模式转向网络化全球共同治理模式,建设更加均衡的多极世界｡

（作者为孙德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