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庸整体观的思想,宇宙整体是基础,个人以及社会整体必须统一于宇宙整体｡因此,个人和社会就存在着实现与宇宙整体统一的问题,使“人与天相合”｡与西方进入中世纪后不再重视个人融入整体而是引导人们信仰上帝不同,中国主张个体融入去宗教化和世俗的家庭､国家和天下整体,它是传统价值观一以贯之的观念､精神和显著特色｡中庸提出的一整套整体思想旨在处理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即通过个体融入不同层次的社会整体,使个体逐步社会化,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
其次,在决策理念上,新时代中国的“集中统一观”促进了整体外交自上而下传导机制的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加大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动了中国的整体外交｡2014年1月,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被更高级别､更具权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代替,中央对国家安全和外交工作进行更高层级的统筹和领导｡2018年3月,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升级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习近平亲自担任主任,通过顶层设计加强党中央对各涉外部门的统筹与领导｡
在外事工作中,中央角色定位的强化以及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能力的增强,提高了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的能力和议事协调作用的发挥｡2018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会议指出,加强党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准确把握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在对外援助方面,2018年4月“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正式挂牌,目的在于充分发挥对外援助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作用,加强对外援助的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尤其是商务部和外交部等进一步加强统筹,告别以往部门分散､对外援助多头无序的局面,有助于上传下达和整体外交的推进｡
最后,在合作理念上,中国整体外交的“互利共生观”丰富了区域合作的内涵｡西方大国倾向于将自己内部秩序的组织原则转化为一种带有扩张性和干涉色彩的普遍主义原则,去组织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结果是,地区国家往往被纳入西方大国的发展轨道,形成“中心—边缘”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例如拉美作为整体合作的对接方,在本地区一体化不断发展和区域内各国整体实力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希望与美国和欧盟开展更为平等的对话与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美拉和欧拉整体合作的不对称性长期存在,实力较弱的拉美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被动状态｡美拉和欧拉整体合作进程的节奏主要掌握在美国和欧盟手中｡
新时代中国对地区国家群体的整体外交凸显“互利共生”理念｡其一,它不赞成西方的“中心主义”和“再中心化”,而是追求“去中心化”——不是一方将另一方纳入发展轨道,而是通过发展战略对接将对方纳入彼此的发展轨道——形成类似于“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关系,有助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构建均衡的全球价值链｡其二,中国与欧美大国的国际合作观的不同之处还在于中国努力构建开放的地区主义,表现为弱机制化､灵活务实的多边合作､较高的开放度､与其他地区论坛和组织的高度兼容性等｡中国的整体外交更富有弹性,本着自愿和协商一致原则形成的多边合作协议通常是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软法”,以“找朋友”而不是“找敌人”为内在逻辑,旨在与发展中国家建立非排他性合作网络｡如中国一直强调发挥上合组织在非传统安全与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作用,避免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工具｡其三,整体外交促进了中国与地区国家共同体意识的产生,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在相互社会习得的过程中,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和国际合作观念会影响对象国群体,对象国群体反过来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这是一种嵌入式的､以合作机制建设和形成软法规范为标志的社会化过程｡
三､“合而治之”:中国整体外交的特征分析
中国的整体外交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不是一种静态模式,而是不断调适的动态过程,“合而治之”贯穿始终——中国外交的鲜明特征是将地区国家视为“板块”,开展整体合作｡改革开放前,中国基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两大意识形态板块,于1957年提出中国外交政策的三个重点:首先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加强团结;其次与亚､非､拉及北欧部分国家建立关系;最后处理与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在国际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在1954年“中间地带”的基础上于1963年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即亚非拉和欧洲),并于1974年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这些都体现出“战争与革命”时期中国的整体外交思想｡这种意识形态导向型整体外交理念以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为合作重点,与新时代以互利共赢为导向的全球整体外交理念具有内在延续性｡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与世界建立了更加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邓小平于1982年提出中国外交新任务:“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1984—1985年,邓小平在多个场合提出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经济)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也凸显了中国简约化的整体外交思想｡此后,江泽民提出的“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胡锦涛倡导的“构建和谐世界”理念,也都体现出改革开放以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线的中国整体外交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进入以5G和物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时期,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的全方位联系日益密切,综合国力稳步提高｡中国的实力不仅体现在体量上,而且体现在增量上｡201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一万美元大关,向着高收入国家的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中国成为世界上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全球第一大能源进口地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已与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7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综合实力的提高和对外经济依存度的增加带来了政治身份的变化与外交布局的调整,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中国合而治之､在全球布局整体外交成为可能｡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布局｡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对外工作理念,使我国对外工作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在中国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过程中,中国外交从“经略周边”转向“全球布局”,并在此过程中努力探索一条国际合作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霸权治理道路,也有别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发展中大国的区域治理道路,其鲜明特色是快速发展的中国趋利避害,利用内外部优势和主客观条件,在地区组织框架内“规划”与区域国家群体的关系,实现全球布局,从“顺势”转向“谋势”,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018年6月,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主要包括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促进了顶层设计､内外统筹､战略谋划和综合施策,推动了中国对地区国家的整体外交,其核心特点是“合而治之”｡
这里的“合而治之”包含四个维度,即空间向度的统一性(把对象国群体视为一个整体)､时间向度的规划性(中国与对象国群体实现发展战略对接､协商制定中长期合作规划)､合作领域的广泛性(推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全方位合作)以及合作机制的联动性(实现各部委､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相互配合)｡
图1 中国整体外交中“合而治之”的四个维度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