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空间向度的统一性｡中国的“合而治之”理念首先表现为在空间范围内促进地区国家的团结与统一上,这里“合”的对象是地区国家群体｡世界多极化格局不仅符合时代潮流的大势,而且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中国乐见地区国家联合自强｡在地区国家中,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各成员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战略各不相同,但是中国从求同存异和多元包容的角度出发,在地区合作平台提出安全与发展倡议,追求整体利益,助力世界多极化发展｡通过与东盟､上合组织､南盟､南太平洋国家､非盟､阿盟､中东欧､欧盟､拉共体的整体合作,中国不仅增强了与相关国家的战略合作水平,而且为对象国群体的战略互动提供了新平台,尤其使相关国家在与中国的战略互动中利用新机制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增强了对象国的集体认同感,缩小了潜在冲突国家之间的分歧,如印度与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与卡塔尔､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等｡中阿合作论坛的机制化建设促进了全体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关注与支持,也为阿盟内部开展对话提供了新平台,增强了阿盟的集体认同感､凝聚力和向心力｡
中国的整体外交旨在通过“合而治之”促进对象国群体的团结,并在更大范围内促进不同国家集团之间的团结和统一｡“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不仅是一句政治口号,也是中国外交的理想追求｡它突出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独特的外交理念,即通过区域共同体建设带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相比之下,西方大国的“分而治之”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国家群体碎片化和地缘政治争夺白热化｡如美国采取多轨政策,把中东国家分为不同层级,包括在北约框架下与土耳其的军事同盟关系,在《对外援助法案》框架下认定以色列､巴林､埃及､约旦､科威特､摩洛哥､突尼斯和阿富汗为“非北约盟友”;通过军售与沙特阿拉伯等形成特殊军事关系,通过海外军事基地与伊拉克､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和吉布提等建立特殊政治关系｡美国对伊朗领导的“抵抗联盟”实施超级遏制战略,其结果是加剧了地区纷争和碎片化｡
第二,时间向度的规划性｡中国的整体外交强调近期､中期和远期合作目标相结合,通过协商出台战略规划,层层递进,为增进战略互信､预防不确定性､形成共有规范､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奠定基础,这里“合”的对象是“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在开展对地区国家群体的整体外交中,中国设立了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驻中阿合作论坛事务大使､驻东盟大使､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事务特别代表､中国—太平洋岛国论坛对话会特使等,为规划､落实中国与地区国家群体的中长期整体合作做好了准备｡
中国政府在对内和对外政策上制定了中长期发展规划｡在国家建设方面,中国自1953年开始围绕经济社会发展连续实施了十三个“五年计划”,1987年制定“三步走宏伟目标”,2017年确定“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在国际合作方面,201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提出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对外战略上起到“统领作用”｡
与其他大国政党轮替､对外政策朝令夕改不同,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具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也更有执行力｡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等官方白皮书,中阿合作论坛确立了“1+2+3”合作框架,中拉论坛确立了“1+3+6”合作框架,为中国对地区国家开展整体外交提供了重要指导原则｡中国在与地区国家举行元首峰会､政府首脑会议和部长级会议后,双方通常会制订相应的行动计划,如《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阿合作论坛2018—2020年行动执行计划》《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行动纲领》(2019年)等｡
中国与地区国家的中长期合作战略对接通常表现为短期目标对接中长期目标,议题型规划对接战略性规划｡例如中国与东盟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指导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的对接,2019年双方发表《中国—东盟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双方还在具体议题领域签订并积极落实《中国—东盟健康丝绸之路人才培养项目(2020—2022)》等｡这些都是中国整体外交规划的体现｡
2015年版《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非洲梦相结合,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非洲《2063年议程》所设定的目标对接,也彰显了中国对非整体外交在时间向度上的延续性｡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了“八大行动”,也是指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顶层设计,把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盟《2063年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相对接｡2013年制定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现阶段的落实确定了具体目标｡
第三,合作领域的广泛性｡中国对地区国家的整体外交主要表现在经贸领域的增量优势,通过“议题联系”与对象国建立全方位合作关系,这里“合”的对象是经济､政治､安全和人文等诸多领域｡例如,中国是东盟､非盟和中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是阿盟和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南盟､太平洋岛国､中东欧国家和拉美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与上述国家群体的贸易额仍在不断增长｡中国以经贸合作为龙头,通过议题联系带动与地区组织国家的全方位战略合作和相互依存关系,如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涉及总体关系､政治安全､经济合作､社会文化､防务､非传统安全､联合演习､反腐败､反恐､互联互通､贸易､投资､旅游､科技､人文､环保和卫生等数十个领域｡在整体外交中,合作范围越广,相互依存度越高,稳定系数值越高,不确定性就越小｡
2015年版的《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也规划了中非全方位合作关系,包括高层交往､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立法机构､政党､军队､地方政府､国际事务､工业化､农业､基础设施､金融､投资便利化､资源､能源､海洋､发展援助､公共卫生､人力资源､减贫､科技､教育､旅游､人力资源､警务与维和等综合领域的合作｡
中拉论坛虽然起步较晚,但合作领域广泛,也通过经贸合作带动政治合作,从经贸合作拓展至十多个领域的对话合作平台｡2016年《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专门论述中拉全方位合作的重要性:“发挥好论坛部长级会议､中国—拉共体‘四驾马车’外长对话､国家协调员会议等机制作用,举办好政党､法律､青年､智库､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企业家､农业､民间和地方友好等领域分论坛活动,办好中国—加勒比经贸合作论坛,不断完善中拉论坛机制建设,在条件成熟时举行由中国和拉共体成员国领导人共同出席的峰会｡”
第四,合作机制的联动性｡这里“合”的对象是参与外交的多元主体｡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为建立相互联动的国际合作机制提供了可能｡在中国,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司法机构都在党领导下开展工作,避免了党争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干扰,遵循整体和合作协商的逻辑,而不是根据部分和对立的原则来设计｡合作协商的制度体系比对抗式制度体系能够更好地解决内政与外交分离的难题,尤其是在外交中不是多元多头,而是一致向外｡如国家林业局指出,中国的林业外交是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官民并举､管理有序､科学高效､上下配合､内外互动的林业国际合作体系｡中国在对地区国家的整体外交过程中,积极发挥各部委齐头并进､相互配合的优势｡如中国和东盟通过《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依靠政府首脑峰会､部长级会议､高级别工作组等上下贯通的机制,实现双方各部委的功能对接,整体推进具体项目落地｡
中国政府保持战略定力,提出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令行禁止､步调一致｡中国的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的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中国坚持不结盟,立足自我､挖掘内部资源｡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海外利益的内涵不断丰富,面临的安全风险也不断增加,应对重大国际危机的能力不断提高,这需要中国加强顶层设计,打好组合拳,整合各种资源,避免对外交往过程中的无序化､碎片化和低效化｡
在合作机制对接过程中,中国与对象国群体形成了常态化机制､功能性机制和拓展型机制三类｡以中阿合作论坛为例,第一类包括部长级会议､高官会､高官级战略对话､企业家大会､中阿能源合作大会､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艺术节､中阿新闻合作论坛和中阿友好大会等;第二类包括妇女论坛和城市论坛等;第三类是在论坛框架下拓展的新平台,这类机制充分调动地方(如宁夏“中阿博览会”)､部委和企业积极性,丰富中阿整体合作内涵,如中阿农业论坛､中阿北斗论坛和中东安全论坛等｡
中国通过制度化安排促进中国与对象国各职能部门合作,从而实现精准项目对接｡如《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强调机制统筹,发挥外交部政治磋商､经贸合作联(混)合委员会和高层级经贸合作机制､科技混合委员会等双边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进一步完善政府间对话与磋商机制｡中非合作论坛将双方合作的战略目标与政策行为逐渐规范化､系统化､常态化和精细化,将宏观战略规划与具体项目实施相对接,各届论坛之间既有承接性又有变革性,凸显了中非合作的稳定性､连续性与务实性｡中非部长级会议､高官级后续会议､非洲驻华使节与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民间论坛､青年领导人论坛､部长级卫生合作发展研讨会､媒体合作论坛､减贫与发展会议､法律论坛､地方政府合作论坛和智库论坛等成为重要支撑｡
中拉论坛在2014年首届部长级会议期间即明确了不同层级和领域的合作机制,包括部长级会议､国家协调员会议､中拉“四驾马车”外长对话会及中拉农业部长论坛､科技创新论坛､企业家高峰会､智库交流论坛､青年政治家论坛､基础设施合作论坛､民间友好论坛和政党论坛等｡经过六年的发展,这些年轻的论坛已发挥整体平台作用,对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讨论双边合作事宜提供了重要多边机制｡
在西方政治语境下,政府应该是“小”政府,不干预､少干预的政府才是好政府,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是对立关系｡在当代中国政治中,中国共产党､政府､立法司法机关和监察监督机构是一个逻辑上的整体,有助于在内外统筹的“大外交”和“大外事”中开展整体外交｡中国特色整体外交在实践层面进行了大胆探索,促进了与地区国家群体合作机制的联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