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在2012年—2016年开始了新一轮的环境与社会框架改革，世界银行独立评估小组主席阿尼斯·丹尼（Anis Dani）指出：“世界银行的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要想发挥作用，需要说服借款国并帮助它们进行能力建设。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世界银行没有能力再去强迫中国、印度甚至非洲的借款国来接受自己的环境和社会标准。”但世界银行内部对于是否采用国别体系仍然存在巨大争论，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更是对世界银行施加了较大压力。国际乐施会（Oxfam International）的负责人纳迪亚·达尔（Nadia Daar）就表示：“坦白地说，很多人都寄希望于世界银行在国际发展领域中的各种政策，特别是在环境和社会政策方面设定的最高标准，但世界银行内部正在讨论是否将责任推给借款国，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世界银行改革一再受阻的背景下，作为服务新兴经济体的21世纪新型多边开发银行，金砖银行开始率先尝试国别体系。金砖银行副行长、首席运营官祝宪指出，针对环境和社会问题，全球都非常重视，但在实践中不同国家不可能遵循完全一致的标准。世界银行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把标准人为拔高，只会导致很多项目或者不能通过，或者运行成本太高。如果出于安全保守的目的，金砖银行也可以照搬世界银行的政策，但是金砖银行在权衡之后仍然决定采用国别体系。其优势在于如此一来各类政策都是由项目所在国的政府制定，这有利于提高借款国的能力建设和发展自主性。祝宪还批评了世界银行在“高标准”问题背后的错误心态：“世界银行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潜意识里仍然是‘援助者和受援者’的认知，‘我知道的比你多，我来教你’，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在政策取向上，要求贷款项目在环境政策和妇女就业政策上必须有高标准，但有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项目上可能不具备改革这么多政策的条件，反而会导致项目失败”。
总体上看，无论是在治理结构还是在环境与社会保障政策上，金砖银行都是南南合作式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平分股权使得所有创始成员均为借款国，银行充分尊重借款国的环境、社会和采购政策体系，从而形成了借款国导向的运营模式。其中，中国对印度金砖银行制度倡议的反馈效应，印度方案与中国方案相互竞争与合作是导致形成这一制度运营模式主要原因。
五、中国方案、欧洲方案与亚投行股东国导向模式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东南亚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时首次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制度倡议。在峰会上，习近平表示：“当前，亚洲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巨大，特别是近来还面临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和金融市场动荡等严峻挑战，有必要动员更多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为此，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看，中国领导人在2013年提出建立亚投行的制度倡议抓住了关键节点。第一，亚洲国家基础设施融资存在巨大缺口。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要想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力，就需要动员更多资金投资基础设施，但是传统多边开发银行无法满足这一资金需求。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地区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为7300亿美元，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每年仅能提供300亿美元左右，各国政府仅能提供2000多亿美元，每年的资金缺口高达5000亿美元。第二，传统多边开发银行改革缓慢。一方面，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对基础设施投资重视程度下降。冷战结束以来，美欧等发达国家将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理念植入多边开发银行体系，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转型作为多边开发银行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希望为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增资，但受到运营制度的限制。在国际结构开始松动的背景下，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所代表的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运营制度的旧路径遭遇挑战，而中国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倡议打造多边开发银行的运营制度的新路径则适应了这一结构性变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倡议的运营制度新路径与最后亚投行采用的运营制度新路径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正是银行筹建进程中中国这一关键行为体与其他关键行为体之间展开的政治互动。换言之，其他关键行为体对中国制度倡议的反馈效应在亚投行的新制度路径的生成中发挥了作用。
中国筹建亚投行的制度倡议提出后，得到了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地区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但也遭遇了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质疑和负面反馈效应。归纳起来，质疑大多集中于两点：第一，亚投行可能只是一家“中国的银行”而非真正的国际多边机构，缺乏多边性；第二，亚投行可能会削弱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国际最佳标准，包括治理结构、环境和社会标准、透明度、问责和采购制度。这些负面反馈的核心是认为倡议筹建亚投行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战略动机。
在地缘经济上，发达国家质疑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是为了输出过剩产能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使得亚投行不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开发银行。在中国提出的亚投行制度方案中，中国是最大的股东，行长由中国公民担任，总部位于北京。一些人据此认为中国会完全主导这家银行。在地缘政治上，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可能通过亚投行对与中国友好的国家进行经济奖赏，强化亚洲国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从而增强它们对中国的依赖性。另一些批评则认为亚投行可能是“一带一路银行”。其理由是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这两个倡议均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两者都强调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因此亚投行主要是用于补贴那些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以确立中国在亚洲的战略和经济主导地位。
发达国家的负面反馈效应对亚投行扩员产生了重要影响。2014年10月24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一些国家共同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成立了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Multilateral Interim Secretariat）和亚投行筹建首席谈判代表会议机制（Chief Negotiators Meeting Mechanism），正式开启了筹建亚投行的多边谈判进程。中国、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马来西亚、蒙古国、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等22个亚洲国家的谈判代表参与了这一进程。大体上看，除中国和印度外，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发展中国家。亚洲较发达的经济体如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均采取了观望态度。日本政府多次拒绝亚投行的邀请，并表达了对亚投行治理和透明度的忧虑，担心亚投行会对亚洲开发银行造成负面影响。美国则以担心亚投行会削弱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国际最佳标准为由，阻止其亚洲盟友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加入。尽管中国多次否认这些指责，但客观上当时亚投行的国际合法性仍然面临挑战。
2015年3月，形势发生了逆转，英国政府率先申请加入亚投行。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在声明中指出，“英国将会为保证亚投行在问责、透明度、治理等方面采纳国际最佳标准贡献出关键力量”。美国随即批评了英国的做法，表示“我们担心英国持续不断地迁就中国的行为，这不是一种与新兴大国打交道的好方式”。但是英国的申请仍然引发了多米诺效应，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随后宣布申请加入，瑞士、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巴西和土耳其也紧跟其后。德、法、意三国在联合声明中提到：“渴望与亚投行创始成员共同建立该机构，使其在监管、保障、债务以及采购等各方面采纳国际最高标准和最佳实践”。赵柯指出，欧洲国家此举可以被看成“新接触主义”，即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主要成员通过加入亚投行来确保后者遵守国际最佳标准。德国维尔茨堡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费多丽（Doris Fischer）指出，如果美国不愿意加入亚投行是因为担心其不能遵守国际发展标准，那么美国应该乐见在人权等方面更为严格的欧洲国家加入，甚至可以将这视为欧美间的某种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