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诺思的经济史分析一脉相承，政治学家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将正面反馈效应的概念引入到政治制度的研究中，他认为政治制度的新路径一旦生成也会出现报酬递增。皮尔森指出政治生活有三个突出特征：（1）集体行动的核心作用；（2）政治更加重视当前；（3）政治制度有维持现状的偏见。这些特征使得政治生活中的正面反馈效应要比经济生活中更加显著。集体行动使得政治制度的前期创建成本更高；重视当前使得政治家更愿意延续现有的制度路径，不愿承担制度转换的成本；政治行为体为防止“继任者”改变自己偏好的制度，经常将制度设计的难以修改。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有历史制度主义的文献中，无论是诺思还是皮尔森都将正面反馈效应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制度经济学假定的“一系列随机小事件”之上。换言之，正面反馈效应讨论的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新制度路径生成之后的自我强化，但对于新的制度路径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制度经济学假定其是由偶然的随机小事件所导致的，而忽视了生成过程中的政治博弈。对此，布莱恩·阿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假定在一个小岛上，几乎在同一时间引进了汽车。汽车司机到底是靠左行驶还是靠右行驶呢？任意选择一边都会带来正面反馈效应。随着选择某一边的汽车司机的数量不断增加，选择这一边就会报酬递增。为什么大多数汽车司机都会选择这一边？这是由当时的一系列偶然的小事件决定的，例如路上有没有狗、汽车司机的反应、路边有没有交通灯、装交通灯的时间和位置等等。”对于这一主张，卡波奇和科勒曼从政治学的角度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新的制度路径的生成不是由一系列随机小事件决定的，而是由有影响的关键行为体的政策选择所塑造的。通过研究欧洲的历史就会发现，汽车司机究竟靠哪边行驶并非司机本身随机选择的结果，而是由政治精英的决策所决定。在法国，关于车辆靠哪边行使，经过了数年的变动和不确定之后，最终法国政府于1794年制定了车辆靠右行驶的规定。之后，拿破仑的征战则将法国靠右行驶的标准传播到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瑞士、德国、波兰、俄罗斯、葡萄牙、意大利以及其他地区。可以看出，现有正面反馈效应概念的缺陷就是忽视了新的制度路径生成过程中的政治博弈：现实中存在着关键行为体和非关键行为体的区别，关键行为体与非关键行为体以及其他关键行为体之间存在着权力的不对称，彼此会展开复杂的政治互动。
因此，要对正面反馈效应这一概念做出两点修正。第一，反馈效应不仅存在于新的制度路径生成之后，还存在于新的制度路径生成的过程中。新的制度路径的生成本身充满了政治博弈，任一关键行为体提出的新的制度路径方案都要面对其他关键行为体的反馈效应，相互之间会展开政治互动。第二，在新的制度路径的生成过程中，不仅存在正面反馈效应，还存在负面反馈效应。某一关键行为体提出的制度方案可能会被其他关键行为体接受，也可能被拒绝或者修改。
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修正后的“关键节点+反馈效应”的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战争、革命、经济危机等一系列标志性事件的发生，会导致旧制度所处的外部结构松动和不确定，从而削弱旧的制度路径的合法性，产生新的制度路径生成的关键节点；而在新的制度路径的生成过程中，某一关键行为体（倡议行为体）提出的制度改革方案会引起其他关键行为体（否决行为体）的反馈，产生正面或者负面反馈效应。
具体到金砖银行和亚投行运营制度的选择上，如前文所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危机爆发后未能有效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再加上长期以来中发展中国家在多边开发机构中代表性和投票权的不足和“一刀切”的苛刻贷款条件和标准，使得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旧的运营制度处于危机之中，这为新兴经济体创建新的制度路径提供了机遇。而在金砖银行和亚投行新的运营制度的生成过程中，究竟面临着怎样的结构背景？是哪个关键行为体提出了新的制度路径倡议？又遭遇了其他关键行为体怎样的反馈？经过反馈效应后，最终又生成了怎样的新制度路径？对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筹建谈判的进程分析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线索，找到导致两者运营制度存在差异的原因。由于历史制度主义强调“时间中的政治”，下文将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先分析金砖银行，再分析亚投行。
四、印度方案、中国方案与金砖银行借款国导向模式
印度前任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首先提出了筹建金砖银行的制度倡议。在担任总理之前，辛格曾经担任印度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储备银行行长、财政部部长、实业发展银行董事、计划委员会主席、总理经济事务顾问等职务，这些经历使得辛格对基础设施投融资有着深刻认识。另外，从融资渠道来看，长期以来印度一直依赖包括世界银行贷款在内的外部融资来支持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但由于近年来临近世界银行的“毕业线”，印度越来越难以获得世界银行的基础设施贷款。
早在2008年11月的G20华盛顿峰会上，辛格就呼吁G20和现有多边开发银行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未能获得G20中发达国家的实际支持。虽然当年基础设施投资未能列入G20会议的正式议程，但辛格在发言中提出，在世界经济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发挥反周期作用，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条件。基础设施投资最大的难题是资金问题，因此世界银行和地区开发银行可以考虑提供额外的贷款来刺激基础设施投资。遗憾的是，该提议在G20峰会上并未得到重视，在随后发表的《二十国集团华盛顿峰会领导人宣言》中，只是笼统地提到“我们鼓励世界银行和地区发展银行充分发挥潜力来支持全球发展议程，我们也欢迎世界银行在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采取一些新的举措”。在原则性的“支持和欢迎”之外，没有出台任何具体措施。
2012年3月，在新德里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中，辛格正式提出了建立一个由金砖国家主导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制度倡议，这得到了与会领导人的大体赞同。新德里峰会上发布的《德里宣言》提出：“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下，我们认识到迫切需要加强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融资。为此，我们呼吁世界银行更加重视资金动员和满足发展融资需要，同时减少贷款成本，采取创新的贷款工具……同时，我们探讨了建立一个新的开发银行的可能性，以为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并作为对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促进全球增长和发展的补充。”实际上，在2010年的巴西利亚峰会中，金砖国家的领导人就已经表示：“我们将努力尽快实现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此项改革早该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尽快解决其合法性不足的问题。治理结构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实质性转移投票权，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决策权与份量相匹配。国际社会必须推动上述改革产生我们预期的结果，否则有关国际机构将面临出局的风险。”从中可以看出，印度提出建立金砖银行的制度倡议契合了国际结构变动的大环境：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融资匮乏，传统多边开发银行改革进程过于缓慢。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表明金砖国家对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的旧式运营路径存在普遍不满，并不表明它们对于如何创建一个新的多边开发银行和一种新的运营路径达成了共识，在后一过程中仍然充满争议和博弈。
对于金砖银行这样新提出的制度倡议而言，单纯依靠印度领导人抓住关键节点还不足以保障倡议的成功，其他金砖国家对该倡议的反馈效应也很重要。正如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在研究主权制度时指出的，当新的制度倡议提出时，正面的反馈效应会使得新制度路径得到进一步强化。如果反馈效应是消极的，它就会改变新制度路径的方向，或者导致新制度路径发生一定的调整。
本文将重点分析中国对印度建立金砖银行倡议的反馈效应以及中印两国在金砖银行筹建中的政治互动对新制度路径生成的影响。这并不表示俄罗斯、巴西和南非三国在金砖银行的筹建中不重要。实际上，上述三国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就俄罗斯而言，尽管传统上其对金砖合作的兴趣集中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议题，对经济合作不太积极，但是金砖银行预示着金砖国家将建立一个没有西方大国参与的国际经济组织，因此俄罗斯也不无兴趣。就南非而言，雅各布·祖玛（Jacob Zuma）总统对通过金砖银行为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带来新的资金来源充满期待，也正是在2013年3月于南非德班举办的金砖峰会后，才真正开启筹建金砖银行的多边谈判。就巴西而言，2014年7月在福塔莱萨举行的金砖峰会最终完成了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