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印度与中国在创建新型多边开发银行和加强金砖合作的制度化上存在共识，但对于金砖银行的具体制度形式，双方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偏好差异。印度更多从借款国的角度出发，希望金砖银行能为本国带来基础设施融资的新渠道，而中国更多是从股东国和投资国的角度出发，希望通过金砖银行来扩大国际产能合作和对外基础设施投资。此外，中国基于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互动的经验，希望金砖银行能更好地平衡借款国和股东国的利益诉求，发挥中国“新型援助国（new donor）”的作用。中国还希望金砖银行能够巩固金砖国家的内部团结，提高金砖合作的国际影响力。正是由于两国在利益偏好上的差异，金砖银行的筹建谈判中出现了印度方案和中国方案之间的制度竞争。 

除了利益偏好之外，中国与印度的实力对比以及银行筹建进程中两国关系的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按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在国家之间存在一定安全威胁和战略互信较低的前提下，国家间力量差距的扩大会对国际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因为相对弱势的一方会担心合作对自身产生不利影响，在合作过程中会变得更加敏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金砖合作刚刚起步的2006年，中国的GDP规模是印度的3.25倍。金融危机后，中国相对印度的实力优势更加明显。到了提出建立金砖银行倡议的2012年，中国的GDP规模已经是印度的4.68倍。印度学者乔蒂·马尔霍特拉（Jyoti Malhotra）指出，印度在刚参加金砖合作时十分兴奋，对制衡西方充满期待。但五年后，印度发现中国相对其他金砖国家实力迅速增强，担心中国会在金砖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对金砖合作也变得警惕和冷静。 

在金砖银行的筹建进程中，2013年中印边境的“帐篷对峙”进一步加剧了印度对中国实力增长的担忧。2010年12月，中印就建立边境事务磋商与协调机制达成共识并签署协定，为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但到了2013年4月，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约50名中国军队士兵越过“实际控制线”在印度领土上搭起帐篷。《印度时报》等媒体随后跟进，“中国的边境威胁”再一次成为印度媒体的焦点。印度边防部队随即赶到，并在中国士兵营地附近驻扎，由此形成了中印边防部队“帐篷对峙”的局面。在20多天后，中印军队同时向后撤退，事件得以平息。但是这一事件对中印的政治和战略互信造成了进一步的消极影响。 

由于印度对中国的战略信任度较低，担心中国可能会在未来的金砖银行中占据主导，并利用金砖银行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因而印度一直强调金砖银行的股权分配要坚持平等原则，防止中国对金砖银行实际控股。虽然印度最先提出了建立金砖银行的制度倡议，但鉴于中国在该议题上的结构性优势，中国的态度在该倡议的落实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安德鲁·库珀认为，“平等原则不仅反映了印度对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按照经济实力大小来分配股权的不满，同时也体现了印度担心中国会凭借强大的实力优势来压倒自身在金砖银行倡议中的理念优势，使得金砖银行在决策程序上最终变成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类似的机构，从而成为中国提升大国地位的工具”。 

在谈判中，印度提出的制度方案是建立由金砖五国共同领导的拥有100亿美元资本金的新型南南合作银行，五国平分股权。中国并没有直接拒绝印度的制度方案，但是最初的反馈效应是模棱两可。针对印度提出的五国平分股权的倡议，一些中国的金融专家和政策人士在金砖智库会议上表达了不同意见，提出平分股权可能会对金砖银行的运作效率造成负面影响。中国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主任周强武表示，“五个国家各占20%股权的做法，会导致金砖银行存在先天性效率不足的问题，如果管理不好，这一做法会让机构决策变得困难”。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朱宁指出，“如果五个成员国在金砖银行中享有平等的股权，金砖银行内部将会存在严重的协调问题，运作效率会受到影响”。中国银监会的徐庆宏也指出，“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历史来看，金砖银行平分股权的倡议需要慎重考虑。金砖银行如果采取平分股权的制度安排，那将意味着在运作中需要不断地进行谈判，需要同时满足五个新兴大国的政治诉求。而金砖国家本身差异很大，很多非经济的因素将会给银行带来巨大挑战，因而金砖银行的可行性研究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中国的迟疑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的顾虑，后者担心中国会凭借自身突出的金融实力成为金砖银行事实上的主导国。最后，在巴西和俄罗斯的支持下，印度平分股权的倡议方案得以通过。与此同时，中国也从提高金砖银行运行效率的角度提出了三个条件，这得到了印度的接受。第一，将金砖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在金砖五国的城市中，上海是当之无愧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本市场和融资条件，有利于金砖银行发行本币债券从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有利于提高银行的财务可持续性和运行效率。第二，将金砖银行的资本金规模从100亿美元扩大到1000亿美元。其中，1000亿美元是法定资本，500亿美元是认缴资本，包括100亿美元的实缴资本和400亿美元的待缴资本。这样各国的实际出资仍然是100亿美元，相当于既没有增加五国的实际出资额，又扩大了银行的资本金规模。第三，与印度提议该银行主要贷款给五个创始成员不同，中国主张金砖银行应该为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以扩大金砖银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此外，为了平衡金砖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对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印度提出银行的首任行长必须由印度提名，这也得到了中国的支持。关于金砖银行印度方案、中国方案以及两者博弈后形成的金砖方案的比较如表2所示。

自2013年3月德班峰会启动筹建金砖银行的实质性谈判起，经过七轮艰苦谈判，在2014年7月的福塔莱萨峰会上，金砖五国终于就金砖银行的章程协定达成共识。平分股权的股权分配模式为金砖银行采取南南合作的制度运营模式夯实了基础，即每个创始成员股权相同，既是股东国又是借款国，这就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中部分国家是股东国、部分国家是借款国的制度安排。正如曾参与金砖银行筹建谈判的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所指出：“金砖五国平分金砖银行的股权，体现了一种平等的原则，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放到国际金融领域，这样的治理结构确实是一种创新的尝试，需要得到实践证明。” 

除了平分股权外，在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上究竟是采纳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国际最佳标准，还是采纳借款国自身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