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伙伴关系方面，金砖银行虽然与一些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签署了合作协议，但是始终将与借款国的国家开发银行以及本土化商业银行的合作作为重点。在运营实践中，截止2017年底，金砖银行批准的13个项目中没有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开展联合融资的项目。相反，金砖银行选择用其他方式来弥补自身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即与借款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合作发放贷款。对此，金砖银行首任行长昆达普尔·瓦曼·卡马特（Kundapur Vaman Kamath）表示，金砖银行虽然也会寻求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联合融资，但该部分业务占比不会太大，这是因为金砖银行的首要任务是做自己的项目、学习和发展自身的能力。 

与金砖银行不同，亚投行几乎与所有传统多边开发银行都签署了合作协议，侧重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与《新开发银行协定》中“新开发银行将作为现有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的补充，促进全球增长和发展” 仅强调“补充”现有多边金融机构不同， 《亚投行协定》中“亚投行宗旨之一是与其他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紧密合作，推进区域合作和伙伴关系，应对发展挑战”则强调要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紧密合作”。在运营实践中，截止2017年底，亚投行批准的24个项目中有16个与其他多边开发银行联合融资。其中亚洲开发银行3个、欧洲复兴开发银行2个、欧洲投资银行2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6个、国际金融公司3个，占到了总数的2/3。 

归纳起来，金砖银行与亚投行的运营制度比较如表1所示。

虽然金砖银行与亚投行都是由新兴经济体倡议筹建，反映了新兴经济体推动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变革运营制度的共同诉求，但是从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中股东国与借款国关系的角度来看，金砖银行采用了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不同的借款国导向的运营制度，而亚投行采用的是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类似的股东国导向的运营制度。对此，本文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出发，构建了一个修正后的理论分析框架来加以解释。 

三、修正后的历史制度主义理论框架 

作为政治学中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都研究制度的选择和变迁。不同的是，理性选择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侧重分析制度选择的差异性，而社会学制度主义更加关注制度选择的趋同性。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比，历史制度主义有着独特的优势和不足：优势是能更加清晰地展现出制度变迁中各行为体之间的政治互动和谈判策略，不足是对制度的发展缺乏预测能力，强调“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的作用。 

维维恩·施密特（Vivien Schmidt）指出，历史制度主义擅长分析制度变迁。一般情况下，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变迁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即突变期和渐变期。突变期是制度快速变化的时期，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关键节点（critical junctures），使得主要的制度变迁成为可能。渐变期的制度变迁则表现为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制度相对稳定、不断进行自我强化（self-reinforcing）。虽然关键节点比路径依赖的持续时间更短，但对制度及其发展的影响却更大，需要格外关注。 

比较政治学家露丝·科利尔（Ruth Berins Collier）和大卫·科利尔夫妇（David Collier）对关键节点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们认为“关键节点是一个制度发生显著变化的时刻，在不同的国家通常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并对制度的发展留下独特遗产”。因而，关键节点侧重于关注导致制度变迁的外部环境和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通常伴随着标志性事件，比如战争、革命、经济危机、通货膨胀或者重大经济政策出台。这些事件会导致制度所处的外部结构松动，从而削弱了旧的制度路径的合法性，产生制度变迁的压力和机遇。 

詹姆斯·马霍尼（James Mhoney）在关注外部结构的松动因素之外，更加强调关键节点时期行为体的能动性因素。他指出：“关键节点指的是在两个或更多选项中采纳某一特定选项时的选择点。在许多情况下，关键节点都是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和变化的时期，关键行为体的政策选择能够比渐变时期更加有力地影响制度结果。” 

在此基础上，乔瓦尼·卡波奇（Giovanni Capoccia）和丹尼尔·科勒曼（Daniel Kelemen）提出了关于关键节点的更加全面的概念界定：“关键节点是指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行为体的政策选择影响制度结果的可能性大幅度提高。在关键节点之后，这种影响的可能性会降低。其中‘相对较短的时期’意味着关键节点持续的时间要比路径依赖持续的时间更短，‘关键节点之后行为体政策选择影响制度结果的可能性降低’则意味着关键节点处的政策选择会触发路径依赖，从而限制行为体的未来政策选择对制度结果的影响力。”实际上，卡波奇和科勒曼打破了之前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中的传统二元分期，将关键节点与路径依赖两个原本互相割裂的概念联系起来，指出正是关键节点触发了路径依赖。 

关键节点究竟如何触发路径依赖？为什么关键节点之后生成的新制度路径会处于路径依赖和不断的自我强化之中？对此，制度经济学家提出了正面反馈效应（positive feedback）的概念，即一旦采纳某种制度路径，就会出现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的现象，使得制度沿着固定路径演化下去。经济学家保罗·大卫（Paul David）在研究柯蒂键盘（QWERTY Typewriter）的变迁时发现，一旦某种键盘技术被市场采纳，就会在市场中形成路径依赖，即使更具效率的键盘技术出现，也很难被打破既定路径。在此基础上，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进一步提出了导致正面反馈效应的四种因果机制：（1）前期成本效应。任何技术的出现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初始创建成本（set-up cost），随着该技术的不断推进，其单位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2）学习效应。随着一项技术不断被重复使用，人们对该技术的知识会不断增加，从而可能引发该技术的进一步创新；（3）协调效应。任何一项技术都需要与之配套的其他技术构成协调的技术网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