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多边互动减少。21世纪以来，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问题的增加、全球治理重要性的上升以及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两国大大强化了在多边框架内的互动，中美关系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向，它不仅拓展了两国关系发展的空间，也提升了中美关系的国际影响力。[3] 然而，特朗普基于“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在对外政策上大幅减少对国际和多边问题的投入，此举也相应弱化了中美在多边场合的互动。多边互动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动力，也潜在地降低了中美关系的全球影响力。

   二、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挑战

  当前中美关系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中美互动和美方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互动层面，二是中美关系的具体问题领域。

  特朗普的个人背景（缺乏担任公职的经历）、性格特征和处事风格给处理中美关系带来了独特的挑战。特朗普本人考虑中美关系缺乏广阔的视野，过分关注比较狭隘的利益诉求，重视短期利益目标，忽视长远利益，这些都与中方处理双边关系的风格大相径庭，造成双边互动的“不合拍”。特朗普以其擅长的“交易”风格处理中美关系，优点是能够接受互动的互惠性，缺点在于其谋求利益最大化、虚张声势、搞议题挂钩等做法增加了中美博弈的成本，降低了其可信度。[1] 尤为突出的是，特朗普对经贸问题的认识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经济现实脱节，在对华关系中不现实地执拗于解决商品贸易逆差问题，人为增加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不仅如此，特朗普偏执和自以为是的决策风格也加大了中方与其交往的难度。

  特朗普执政团队内部在对华问题上立场不一致，强硬派的影响力呈上升趋势，这也给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带来了压力。特朗普虽然作为非建制派执政，但政府的组成仍反映了共和党传统的两大权力基础：商业利益与安全利益。从对华政策的角度看，这两大利益板块内都存在对华鹰派。在商业阵营中，总统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Peter Navarro)、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等主张以强硬手段处理对华经贸关系，他们的影响力从特朗普对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的消极反应、美方否决中资企业收购美国半导体公司、对华发起“301调查”、对中国输美铝合金板材发起反倾销调查等案例中可见一斑。在安全阵营中，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Mattis）、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等视中国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并将中国定义为现存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积极推动美国军舰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提出“印太战略” 等，显示出对华强硬立场。《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定义为“竞争对手”，表明来自商业和安全阵营的鹰派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影响有显著上升趋势。随着鹰派背景的博尔顿（John R.Bolton）和蓬佩奥（Mike Pompeo）分别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特朗普外交与安全团队的对华强硬色彩更加浓重，这无疑给中美关系的前景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值得注意的是，建制派正在试图对特朗普的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特朗普的个人背景和执政风格决定了他缺乏对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兴趣，他重视的是结果。由于其政府中大量中下层官员是建制派背景，他们可以利用特朗普缺乏对具体政策过程监督的特点，嵌入他们所偏好的政策设计。就对华政策而言，建制派希望以“印太战略”之名，行“亚太再平衡”之实，加大特朗普地区政策对华制衡的一面。他们的影响力也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涉华部分体现出来。此外，一些代表建制派的前政府官员、媒体和专家对特朗普访华的激烈批评，是他们试图影响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另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