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从克林顿政府的对华全面接触政策，到小布什政府要求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再到奥巴马政府强调中国应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都是要塑造中国。美国在对华交往中对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具体问题的处理（如人权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不扩散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等等），既是要维护美国的实际利益，也是要影响中国的政策行为，这一阶段随着特朗普执政基本结束。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影响中国发展轨迹的能力和可行性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坦言，面对全球范围内日益激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竞争，美国需要重新思考其过去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与竞争对手的接触并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贸易，将使它们成为良性的参与者和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该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1] 虽然这里没有点中国的名，但其所指显而易见。特朗普“以实力求和平”的基本理念决定了他的对华政策重点是与中国开展力量的竞争，而不是试图塑造中国。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了新阶段。鉴于中国力量快速发展、与美国差距不断缩小的大趋势，维持对华力量优势将是未来20~3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
        特朗普政府正是为了维持对华力量优势而加大对华竞争力度。虽然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竞争并不总意味着敌对，也不一定会导致冲突”，[2] 但特朗普执政团队的保守偏激思维和强势的行事风格有可能导致中美恶性竞争。经济上，美方在处理贸易不平衡问题上采取的极端措施有可能导致中美贸易战的发生。事实上，在2018年3月8日特朗普宣布对进口钢铁产品和铝产品征收高关税（即“232措施”）后，中方宣布自4月2日起对自美进口的128项产品加征15%或25%的关税，“以平衡美方232措施对中方造成的利益损失”。[3] 中美贸易战烽火已燃。接下来更大的较量将围绕特朗普在3 月22日作出的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和限制中国对美投资的决定进行。如果特朗普一意孤行，中方必将以牙还牙，两国贸易战就会升级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虽然有理性的分析认为特朗普此举更多是讨价还价的伎俩，中美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存决定了双方不至于走到大打出手的地步，国制造2025”计划的实施，迟滞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进步，使中国实力增长的步伐放慢，以达到维持美国对华力量优势的目的。[1] 这种基于相对收益思维的政策行为不仅会严重阻碍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更会加剧中美战略竞争态势。安全上，鹰派主导的外交与安全团队会默许甚至纵容美国军方在南海加大对华施压力度；而“印太战略”框架下美、日、澳、印四国针对中国的实质性安全合作的增强，无疑将加大地区地缘政治分裂与对抗的风险。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进入新阶段，为了维持对华力量优势，华盛顿除了加强硬实力（经济、军事、科技）的竞争外，也会注重软实力的竞争，包括其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以及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这一动向在奥巴马时期已见端倪，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旨就是与中国争夺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虽然特朗普政府聚焦中美硬实力之争，但未来美国政府有可能同时关注硬实力与软实力，特别是在中美硬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的情况下，华盛顿将会更加重视维持软实力优势。由此一来，中美在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国际机制、规则、话语权方面的竞争将会加剧。

    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新阶段，美国将更加注重与盟友和伙伴的协调。为了应对所谓中国“不公正的贸易行为”，限制来自中国的投资，防止先进技术流入中国，美国正在积极与欧洲盟友（也许还包括日本）协调。在所谓抵制中国的“政治渗透”方面，2017年底和2018年初，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掀起了一轮大合唱。在所谓“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实施“印太战略” 方面，美国积极拉拢日本、澳大利亚、法国、英国和印度等国参与。如果说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一阶段，与盟友的协调主要是规制和影响中国的话，到了对华政策的第二阶段，与盟友的协调则旨在牵制、防范甚至压制、遏制中国。

  五、结语

  当前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背后既有特朗普执政的个性因素，更有美国对华政策演变的趋势性因素。随着美国对华政策进入新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也会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新的互动形式。围绕力量对比与利益分配的竞争这一现实主义特征会更加突出，而对双边关系进行有效管控的挑战也会更加迫切。中美关系发展固然有其内在的规律，但这并不支持宿命论的观点，而是对中美政策互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中国的对美政策而言，如何准确认识新的形势，如何在新形势下积极引导和塑造中美关系，是新的重大课题。对美外交一方面要汲取丰富的经验积累，同时也要开拓新的思路、推出新的举措、开创新的局面，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创新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驾驭中美关系，也会丰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