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竞争的全面性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以同等力度与中国开展竞争。实际上，竞争性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具体体现要受到执政者的理念、优先关注的问题领域以及执政团队行事风格的影响。就特朗普政府而言，其对华竞争将更多聚焦中美实力之争，以维持美国的硬实力优势，中美在亚太或印太的地缘政治竞争、全球影响力与领导力之争也会成为两国竞争性互动的一部分，但不太可能会是竞争的重点。而在实力之争中，经济力量的竞争将会是重中之重，这既是缘于特朗普对经济在国家实力和国家安全中作用的高度重视，[4] 亦是因为中国与美国实力差距的缩小首要地表现在经济领域。

  由于国家间利益和偏好的差异，竞争乃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在实践中，竞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演变路径。一种是对抗性或破坏性竞争，竞争双方都认为争夺中的利益对己方关系重大，不可放弃，也难以妥协，因此不断加大资源投入，竞争力度不断加剧，最后走向对抗和冲突；或者竞争难以达成妥协，导致双方的利益受损，相关的双边或多边机制被削弱和破坏。另一种是可控的竞争，由于双方都遵守既定的规则，竞争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之内，因而不会失控；或者由于双边关系中更大的利害关系的需要，竞争能够达成妥协。还有一种是可转化的竞争，竞争中的一方或双方作出调整，从而减缓甚至终止竞争；或者双方在利益权衡上从追求相对收益转向追求绝对收益，从竞争走向合作（共赢）。

  在中美竞争加剧并呈现全面性的趋势下，上述三种竞争形态都有可能在中美关系中出现。对抗性或破坏性竞争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双方在现有双边或多边机制中的合作破裂，并损害这些机制；在经济上表现为美方为了阻止中国力量的发展和与美国实力差距的缩小，采取相对收益的思维方式，在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收紧政策，导致中美经贸合作的蛋糕变小；在安全领域则表现为中美在亚太/印太地区的竞争走向集团化，美方巩固和扩大其同盟加伙伴体系，中方则被迫构建自身的阵营，使地区国家纷纷选边站队，呈现冷战对抗格局。

  可控的竞争在政治上表现为双方互不挑战对方的政权和体制安全，在国际事务中遵守共同的规则，建立新的多边机制旨在补充而非取代现有机制，双方能够接受对现有多边机制的必要的改革和完善；经济上不挑战多边机制及其规则，不破坏中美经贸关系的大局；安全上不搞冷战式的集团对抗，不以武力解决彼此分歧。

  可转化的竞争在政治上表现为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中向美国借鉴有益之处，美国学习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和执行力，通过改革使国际机制更好地反映变化的力量对比，使其规范、规则更加公正合理；经济上表现为做大中美经贸关系的蛋糕，动态地扩大各自的绝对收益；安全上正视中美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国际安全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美国欢迎中国提供更多的安全公共物品，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在中美竞争态势更加突出、竞争面扩大的背景下，双方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如何管理和引导竞争。基于中美之间有可能出现的几种竞争形态，要减少和避免对抗性或破坏性竞争，保持竞争的可控性，努力推动竞争的转化。当前，鉴于特朗普政府对实力对比的高度重视和对美国国家经济利益的狂热追求，中方应以实力为基础、以利益交换为手段，积极引导中美竞争。尽管摩擦和局部对抗不可避免，但在中美力量差距不断缩小、美国在对华关系中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诉求不断上升的大背景下，争取中美竞争的可控甚至良性转化是可能的。

   四、美国对华政策进入新阶段

   从更宏观的视野看，美国对华政策正在进入新阶段。后冷战时代贯穿中美关系的主线是中国的崛起与美国的反应。依循这个脉络，可以将美国对华政策目标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塑造中国，第二阶段是保持美国的力量优势，第三阶段是维护和争取美国利益。在第一阶段，美国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双边和多边手段，在理念、制度和行为上影响中国，促使中国的内外政策朝着符合美国偏好的方向发展，确保中国崛起的进程在美国的掌控之中。在第二阶段，随着美国塑造中国幻想的破灭和中国力量的迅速提升，美国的政策重点转向保持对华力量优势，以维持在对华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在第三阶段，随着美国对华力量优势的减弱甚至在某些领域力量或影响力优势的丧失，美国对华政策将主要关注如何维护和争取美国的实际利益。当然在实践中，每个阶段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并非单一和孤立的，而是多元和重叠的，但就政策的逻辑重点而言，阶段性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