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俄罗斯外交究竟“牛”在何处呢？
在1000多年历史进程中，俄罗斯从偏居东欧的小公国跃升为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级帝国，在与不同民族、国家的交往、争斗中纵横捭阖，积淀了丰富外交经验，形成独特的外交传统。某种程度上，这种外交文化基因正如恩格斯在《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所言，已强大到“在需要的时候足以克服沙皇的任性”，“以钢铁般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追求既定目标”，“不因胜利而陶醉，不因失败而气馁”，以一切手段“把俄罗斯帝国变得现在这样强大”。
俄罗斯人对外交的本质有着清醒认识。无论俄国最高层还是普通外交官都明白，外交决不只是宴会厅里的觥筹交错、谈判桌上的冠冕堂皇、外交部发言人的“义正辞严”。他们深知，外交是遂行国家对外政策目标、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手段，是不间断的智力比拼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利器”。正是出于这种认识，俄方强调，外交官的任务不是只坐在办公室里写电报、“编稿子”，而是要深入到驻在国的各个角落，去调研以深入掌握动态、去交友以广泛结识人脉、去传播以改善俄罗斯形象。
俄罗斯外交是有大战略的，它不仅考虑一时一事之得失，更关注全局性的统筹与谋略。近代以来，俄日两国在东北亚角逐霸权，在俄日战争中落败后，俄国东亚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引导强势的日本“南下”而非“北上”。可以说，从1905年到1945年，俄国在中日以及西方列强之间纵横捭阖，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组合拳”，最终把日本的侵略扩张能量引向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苏联又利用雅尔塔协定和出兵东北亚坐收渔利，终于报了俄日战争中的一箭之仇。
俄国外交重里子、轻面子，实用主义是其根本内核，只要能够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它会迅速调转船头，不惜改变以往的外交立场,明知是权宜之计，也会“与狼共舞”。19世纪初，俄国面临或是同法国在欧陆争霸，或是同英国在巴尔干和近东争夺奥斯曼土耳其遗产的选择。亚历山大一世继位后一度坚持反法方针，连续组建第三和第四次反法同盟。但在1807年6月弗里德兰战役中遭到惨败后，他迅速调整外交方针，与法国签署《提尔西特和约》从而实现了从反法到联法的根本转折。当时，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与拿破仑的同盟只是改变了同他斗争的方式。为了能够获得自由喘息的时间并增强我们的手段和力量，俄国需要这个同盟。”
俄罗斯外交不钻牛角尖，绝非“一根筋”，善于围魏救赵、声东击西。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利后，俄国在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韬光养晦”思想的指导下掉头东进,借中国陷入太平天国起义内乱和列强蚕食鲸吞之机，迫使中国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近两年，在因乌克兰危机与西方关系恶化后，俄没有仅纠缠于乌克兰问题，而是跳到外线作战，借出兵叙利亚在中东开辟“第二战场”，不仅巩固了在中东的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逼和”了美国。
恩格斯说，“俄国外交总是在尽力设法避免战争，只是把它当作万不得已的手段……俄国外交宁愿利用其他强国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和贪欲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唆使这些强国互相倾轧，从它们的敌对关系中坐收渔利。”这揭示了俄国外交的另一特点——善于利用矛盾、借力打力，以居中调停坐收渔翁之利。
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的高度整合决定了其外交行动的高效。俄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国家高层对国际局势有着深度认知和对重大外交行动的积极参与，无论沙俄时期的御前会议、苏联时期的政治局还是现如今的安全会议，都是俄国家安全和外交决策的绝对核心。2014年出兵克里米亚的一整套行动，就是一个以普京总统为核心的五六个人的小圈子做出的决定。
俄国外交从不是单打一的“部门性事务”,而是外交、情报、军事、宣传和人脉关系等不同手段的综合运用。回想一下担任过俄罗斯联邦总理、对外情报局局长的弗拉德科夫曾长期就职于苏联对外经济贸易部门，之后又任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及驻日内瓦国际组织的高级参赞、俄驻关贸总协定代表等职，大家对这一点就会了然于心。
俄罗斯外交善于用人、敢于用人。在业务上促使外交人员熟悉对象国的语言、文化和民族心理，在政治上鼓励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底线下敢于作为，不必事无巨细层层汇报。另外，俄罗斯外交善于在对象国提前选人布局，寻找甚至培养合作对象，这从俄罗斯在特朗普身上所做的工作可见一斑。随着“通俄门”的持续发酵，也许未来还会有更多让世人惊爆眼球的猛料被抖搂出来。
俄罗斯外交无疑是极具特点的，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任何一国的外交都脱胎于这个国家的国情、民族性格、传统文化、地缘政治格局等综合因素，俄罗斯外交也不例外。它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也犯过一些明显的错误。俄罗斯现在的国际环境并不算友好，更为重要的是，其经济弱势与外交资源严重不匹配，这块短板导致的跑冒滴漏，经常让俄罗斯外交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