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世界经济体系、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等方面都在发生重大变革和重组。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战略价值愈发凸显，这一概念的热度不断上升。能否首先介绍下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

徐秀军：“全球南方”国家与“全球北方”国家相对，原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用来指位于地球的南半球的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多位于南半球以及北半球的南部，“全球南方”逐步被用来指代有相同诉求的发展中国家群体，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因此被称为“南南合作”。总的来看，“全球南方”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或政治集团，也没有明确的成员构成，而是一个包含多元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的松散的发展中国家群体。自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南方”的经济崛起就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大幅削弱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影响力，而在这一年，“全球南方”国家按购买力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了对发达国家GDP总量的超越。此后，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升级为峰会机制，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发声和对话平台。不过，这一时期，“全球南方”仍只是一个经济和发展上的概念。当前，“全球南方”热潮之所以方兴未艾，主要是因为“全球南方”加速步入政治崛起进程。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越来越多“全球南方”国家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不再盲从西方，而敢于表达与西方不同的政治主张，展现了越来越强的政治自主性。因此，很多人认为，乌克兰危机意味着西方国家的政治衰落和“全球南方”的政治崛起。

牛海彬：从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南方”和“全球南方”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概念，特指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因在地理上集中于南半球而被冠以“南方国家”的称谓，它们通常有被殖民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经历，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实现了政治独立但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被列入“第三世界”的范畴。冷战结束后，以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为标志性事件，南方委员会强调南方国家需要在全球层面共同努力，“全球南方”由此逐渐取代“第三世界”的称谓。“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一方面说明人们日益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分布是全球性的，其可持续发展议程也成为全球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南方国家正在形成一股新兴的全球性力量，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表达自身的关切并付诸行动，实现这些诉求。当前，“全球南方”正成为推动乌克兰危机和平解决的重要政治力量。

主持人：“全球南方”拥有哪些共性？它的崛起对于当今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变革意味着什么？

赵明昊：“全球南方”的共性，首先体现在对发展问题的共同追求，发展议题是“全球南方”国家最关键的议题。其次，“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着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共性难题，比如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基础设施的落后等等，在国家治理方面也面临着相似困境。再次，“全球南方”普遍存在着一种脆弱性，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面前，以及受当前发达国家政策外溢性的影响，其发展的波动性、脆弱性更加凸显。最后，促进全球治理变革，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实际上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性，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和利益所在。

“全球南方”国家对于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联合自强。近年来，由“全球南方”国家建立的一些区域性或跨区域性的治理组织越来越表现出一种“联合自强”的趋势，比如最近的“金砖扩容”，还有同样正在扩容的上海合作组织。第二，对发展道路独立性的自觉。“全球南方”国家都意识到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希望从本国国情出发，寻求与自身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相符的现代化道路，要求增强自身发展道路的战略自主性。这对于推动和强化全球治理的多元化影响深远。第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安全冲突中不选边站队，是维系世界和平、稳定、安全的重要力量。

牛海彬：“全球南方”是一个极具多样性的国家群体，体现在发展程度、政治体系和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但它整体上拥有政治上追求独立自主、经济上追求发展振兴和道义上追求公道正义三个共同属性。虽然南方国家在全球财富占比和技术领先程度等指标上仍然处于落后状态，但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发展正在改善整个全球南方的面貌，特别是增进了以南南合作为范式的自主发展能力，并发展成为推进当今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的一支重要力量。作为地域和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后发国家群体，“全球南方”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意义重大。“全球南方”国家在致力于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不仅密切关注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加强地区经济一体化的步伐，而且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使其更好地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群体的正当权益，从而为自身发展谋求更加公平公正的外部发展环境。

徐秀军：作为发展中国家群体和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全球南方”成员存在很多共性特征，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全球南方”拥有反西方传统。在2023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布的《慕尼黑安全报告》指出，对许多南方国家来说，“西方主导的秩序”的特点是“后殖民统治、双重标准和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全球南方”并不认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西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控制与反控制将更加激烈，并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激化。其次，“全球南方”拥有更加强烈的发展诉求。相对于西方国家更加关注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博弈和安全竞争，“全球南方”的政策重心则始终围绕经济复苏、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在当前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全球南方”更加注重发展问题，并希望强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促进经济复苏和塑造发展动力。最后，“全球南方”拥有倾向于中立的对外政策。当前，很多“全球南方”国家与大国保持着平衡关系，避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已成为绝大多数南方国家的共同选择。因此，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和变革进程中，“全球南方”作为一支不同于以往依靠军事结盟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国际力量，扮演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角色。

主持人：“全球南方”在地缘政治中备受青睐。如何看待和应对西方国家操弄“全球南方”概念、意图离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陷阱？

牛海彬：从历史上看，“全球南方”一直难以摆脱地缘政治的窠臼，与西方的关系也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全球南方”有着反殖反霸的政治基因，致力于避免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纷争的受害者。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南南合作中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引发西方发出其正在失去“全球南方”的哀叹。西方的这种哀叹背后是一种视“全球南方”为其势力范围的冷战思维，担忧“全球南方”在发展模式和经济纽带上与西方渐行渐远。为了挽回其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西方国家一方面效仿中国的“一带一路”发展合作倡议，推出西方版本的竞争性倡议，以“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等论调诋毁贬低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在“全球南方”大搞意识形态挂帅的阵营化外交，另一方面质疑甚至试图取消中国的“全球南方”即发展中国家身份，把中国塑造成为“全球南方”的局外人或对立面。事实上，中国是前身为南方委员会的国际组织南方中心的正式成员，中国更是视自身为“全球南方”的天然成员，中国也是当今南南合作、团结自强的中坚力量。

赵明昊：中国是不是“全球南方”的一员？这个问题涉及中国的“国家身份”，对中国外交至关重要。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很多指标看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均GDP刚过1.2万美元，仅相当于发达经济体的1/5。中国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是第70多位。发展中国家地位与一系列优惠待遇相互关联，如可从世界银行获得贷款，可在WTO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可从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得到资助。如果中国失去发展中国家地位，中国出口商品将会被征收更高关税，中国将承担更重的减碳义务，来自多边发展银行的优惠贷款也会大大减少。

“全球南方”已经成为美国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方向。美国一方面推动消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一方面与盟友协作扩大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试图在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进行区隔，打击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努力。从政策实践看，美国试图多管齐下，包括构建“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多边机制，在公共卫生领域、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等方面彰显影响力，在基础设施开放领域强化大国竞争等，增进与“全球南方”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注重拉拢那些资源富集、地缘战略地位重要、潜在市场广大的国家。维护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对于中国外交至为关键，也是应对美国打压的有力支撑。今年适逢“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中国须以此为契机，促进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提质增效，用好“金砖合作机制”等平台，增进“全球南方”的整体利益。

徐秀军： “全球南方”正在被一些西方国家当作分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武器。一方面，为实现其政治目的，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发动舆论机器塑造“全球南方”概念。由于“全球南方”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一些西方政客借助媒体搞政治操弄和炒作，试图将“全球南方”塑造成一个不包含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群体，以打压挑战其国际地位的潜在的“全球南方”国家对手。另一方面，一些西方国家有选择地支持部分发展中大国发挥“全球南方”领导角色，在发展中大国中制造分裂甚至是对抗，破坏发展中大国之间的对话与合作，从而也削弱了南南合作的动力。此外，一些西方大国也在日益关注“全球南方”的诉求，承诺加大对“全球南方”的援助，以换取“全球南方”的政治与外交支持，同时加大对“全球南方”事务的政治干预，将其视为大国政治博弈的对象与筹码。

主持人：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成员和负责任的地球村成员，中国不仅与“全球南方”国家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和深厚的友谊，而且凭借整体实力反哺“全球南方”并与之建立起多层次的紧密关系。如何进一步推动“全球南方”国家未来发展？

赵明昊：中国推动“全球南方”未来发展，可从以下几方面推进：第一，中国要进一步强化自身作为“全球南方”的身份认同，以此应对西方的话语陷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全球南方”阵营的当然成员。第二，中国要牢牢把握住发展这个核心议题，推动全球发展倡议和“一带一路”的更好落实。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和绿色发展等方面的优势，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全球发展倡议进入到落地阶段的当下，不断提升和完善具体工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更多实际利益。第三，中国要有“发展+”的政策思维。发展议题与其他领域的议题是相互叠加、相互勾连的，比如发展与安全问题的互动，发展与气候变化问题的相互影响。中国要以“发展+”的政策思维，融合式地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提出“中国方案”时，注重不同政策领域议题的相互联动。第四，中国要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互动。当前，受到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实际上越来越呈现区域化的特征。包括东盟、非盟以及拉美的一些区域组织，都越来越积极地维护本地区“全球南方”的繁荣国家的利益。中国要巩固并不断强化与不同区域的领头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如土耳其、埃塞俄比亚、沙特阿拉伯等。

徐秀军：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合法权益，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全球挑战。一方面，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机制等重要国际平台积极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合法权益发声，积极响应“全球南方”国家的合理诉求，继续承担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改革上，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的改革立场，不断提升其代表性和决策权。另一方面，继续深化南南合作，让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更多更好惠及“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尤其是加大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开展能力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框架下，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对接，积极推进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深化双方经济伙伴关系，不断增强“全球南方”的经济韧性和自主性。

牛海彬：展望未来，中国将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下，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抓手，与“全球南方”伙伴一道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努力。作为“全球南方”中的大国，中国可利用自身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为“全球南方”的正当权益发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在规则、资源和代表性等方面适度向发展中国家倾斜，要求发达国家落实其对国际发展合作的承诺。中国正在全力推动非盟作为正式代表加入二十国集团。此外，中国还通过与“全球南方”的协调合作增进团结自强的能力。中国在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吸引更多志同道合且颇具实力的“全球南方”国家加入已初见成效。中国支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等优先关注“全球南方”发展的国际融资机制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代表的新探索将会激发“全球南方”在实现可持续发展道路上更大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从而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