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进入新一轮动荡期。一些美国学者把这轮社会动荡的根源解释为“精英过剩”。这种理论认为，美国过剩的精英，尤其是就业前景黯淡的知识分子，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解释其实并不新鲜。在上世纪60年代，很多人就认为哲学和社会学教授与研究生们，是欧洲极左浪潮中的主要引导性力量。但这最多只能算是一种现象，真实原因肯定不是这么简单。

美国的社会动荡具有历史周期性特征，已经有几轮了。独立之初，美国还是邦联制，各州经济割据，各自为政，不到400万人口却拥有至少13种货币。很多回家种地的老兵活不下去，谢司起义就爆发了。美国被迫改制，制订宪法，建立强有力的联邦制等，才渡过建国第一难关。从那以后，美国每过几十年就会有一次大规模社会动荡，最终大多要通过政治体制调整来解决。也正是因为这些动荡、矛盾、冲突与政治调整，美国才建立了今天的政治制度。

这一轮的美国社会动荡，主要是以下三大转型所致：一是美国经济经历了从工业化向信息化时代的转型。经济结构的变化，同时也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大量中下层工人，在这个转型中失去比较优势，要么通过组建强大工会，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来维护自身利益；要么选择躺平，失业下岗，领些救济金，过着悠闲但不体面的生活。

二是美国经济经历了从国家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型。美国曾经拥有相当完备、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二战时期，美国强大的工农业能力不仅供养了自己，还支持了大半个盟国体系的反法西斯战争。二战结束以后，整个西方阵营都被整合到美国旗下，美国主导了西方经济体系。但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已经不再具有曾经的独立性，被动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动起来。冷战结束后，西方经济体系又进一步扩大为全球范围。美国经济既是经济全球化的领头羊，又是经济全球化的改造对象。美国拥有了从全球经济汲取财富的能力，但也导致更多的经济环节和就业机会外流到其他国家。

三是美国经济经历了从自由经济向霸权经济的转型。美国谋求霸权所需的创新能力单靠美国一个国家的人才难以支撑。所以汲取世界精英的能力本身就是美国霸权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美国经济的垄断性也使美国企业尤其高科技企业更愿意选择劳动积极性高但政治参与度和社会活动积极性低的新移民，以规避国内强大的工会并逃避社会压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对霸权的追求与企业对垄断的追求是同构的。

这三大因素导致美国就业市场的一个独特现象：在整个国家高就业率背景下，特殊群体失业率又非常高，结果导致美国出现三大就业群体和两大失意群体。

第一大就业群体是以上层白人为主体的美国本土精英。这个群体是美国各界中的“领袖人物”，很多美国大公司虽有很多移民，但组织框架的设计以及战略管理仍是以本土精英为主。第二大就业群体是以亚洲移民为主体的高科技劳工，以来自中国、印度和韩国的移民居多。可以说，亚洲移民及其后代是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关键底部。第三大就业群体是以拉丁裔为主体的劳工群体，他们在美国的物流等行业是挑大梁的。

与三大就业群体相对应，美国还存在两大失意群体。第一大失意群体，是以下层白人为代表的原中产阶层。这些人的政治素质较高，权利意识也强，但劳动素质不一定比移民强，在就业竞争中逐渐被淘汰下来。强烈的落差让这些人中一部分成为反全球化的左派，另一部分则成为反移民的右派。共和党的特朗普和民主党的桑德斯，都在这个群体中找到庞大而坚定的支持群体。第二大失意群体，是以非洲裔为代表的原劳工阶层，他们这些年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意愿也在上升。这些底层的职业社会人和政治人，成为美国这轮社会动荡的主要力量来源。

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越高，跨越社会阶层所需要的知识就越复杂，所需要的财富就越多，就越容易导致社会阶层的阶层化。在美国，一些少数族裔已经在街头上“流浪几代人”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的方法是救济与补贴，让穷人能够活下去。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美国进行了多轮经济刺激，发放多轮补贴，总额已达几万亿美元。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保护了弱势群体，缓解了社会矛盾，但也积累了更长期的债务危机、更难处理的通胀压力等。这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冲突。为了对冲危机、缓解压力，美国现在又通过升息去打压通货膨胀。美国这一招，在国内导致资本价格下降，损失的主要是高净值者，相当于劫富济贫。在国际上，美国又是在劫贫济富。美国加息导致不少国家货币贬值，经济困难，大量资金进入美国。

但不管是美国国内民众还是世界其他各国，作为“韭菜”的自觉性和忍受力都是有限的。长期来看，美国政府这些招数只能延后危机，不能解决危机。最终，美国还是要像历史上的几轮社会动荡一样，通过政治调整来阶段性解决问题。

（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