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资企业在印发展遭遇困难。特别是2021年12月以来，华为、中兴、vivo、OPPO等多家中国手机厂商遭到印度相关部门新一轮的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受害者”并非只有中资企业。亚马逊、富士康、壳牌、诺基亚、IBM、沃尔玛、凯恩能源等多家跨国企业都曾被印度税务部门调查并开出过高额罚单。有舆论称之为“税收恐怖主义”，即通过法律手段恐吓纳税企业支付不合理税收的行为方式。与打着法律幌子的官方行为相配合，印度民间近年来也兴起一股抵制外国企业和产品的风潮，中资企业和中国制造首当其冲成为被抵制的对象。“惩罚中国”“抵制中国产品”等论调不时在印度舆论场激起阵阵风浪。

印度官方与民间的这些做派反映出极端主义思潮抬头的倾向。印度内部存在着为国际主流舆论忽略的强大的极端主义和激进势力。从历史看，印度政治中的极端主义萌芽可以追溯到19世纪印度民族独立斗争中形成的印度教民族主义。1925年成立的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影响力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与当时涌现的一批组织一样，RSS的兴起具有推动印度民族解放的积极意义。但为了强化吸引力与动员力，RSS与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绑定，从而形成难以消除的右翼民粹主义色彩和极端主义倾向。特别是针对其他宗教和外来势力的对抗性行动，使其形成激进化的路径依赖。

甘地被刺杀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势力在之后数十年被国大党遏制，RSS也因此被临时解散。但1977年印度大戒严之后，RSS卷土重来，并迅速发展成印度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它具有非常强大的组织动员力量，还发展出数百个前台组织，组成“RSS家族”，包括世界印度教大会（VHP）、印度妇女服务委员会、印度劳工工会等，拥有遍布各行各业多达600万人的正式成员。现任印度总理莫迪也是RSS成员。

当前，印度社会处于国内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凸显，国际关系上也面临诸多挑战和角力。莫迪希望用印度教精神团结社会成员，通过“印度教认同”这一思想趋势，巩固印度人民党的执政。但印度教民族主义却极可能裹挟印度政治与舆论中的极端主义倾向，加剧印度政治生态的不稳定性，从而加大印度在内政外交上“暴走”的可能性。正如哈德逊研究所印度项目主任阿帕纳·潘德所认为的那样，执政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导致印度“更加故步自封”。

不仅如此，随着互联网在印度的普及，网络舆论的圈层化与信息茧房的强化会进一步加剧印度政治思潮与舆论的极端化倾向，并增加舆论绑架决策的风险。从国际范围来看，分众传播与智能传播的趋势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助长了当地政治和舆论中的民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国家抬头，已经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在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掀起的右翼保守主义言论甚嚣尘上；在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利用网络，正将整个政治光谱进行右移；在日本，各类社交媒体已成为否认侵略历史的重要舞台。但在热点事件中，极端主义言论却可以借助社交媒体快速在各个互联网社群中快速传播与动员，形成强大的舆论塑造与组织动员力量，对事件演变和公共决策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由此成为莫迪执政过程中一个不可控的因素，并极可能压缩其决策空间。因此，虽然莫迪政府近年来打击外资企业的做法顺应了印度国内的极端主义思潮，却也容易让自身陷入“杀君马者道旁儿”的尴尬境地，破坏自身的营商环境，打击外国投资者的信心。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21年投资环境国别报告》甚至都将印度视为“对经商具有挑战性的地方”。对于国际资本而言，需要警惕印度成为“投资黑洞”的风险。

（作者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