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
2019年01月28日  |  来源:高见学社   |  阅读量:6568

过去一年,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

这个调整简单来讲就是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前面开展对华政策,三个基本点就包括脱钩、限制和施压。

过去中美关系都一直讲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合作与竞争并存。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经过一年的调整,明确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这个理念下,美国要推进一系列的办法阻挠甚至中断中国崛起的过程,这就是打三张牌:脱钩、限制和施压。

脱钩最理想的就是全面中断中美经贸关系。因为美国在过去的4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得益于美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如果在这三个方面全部切断跟中国的联系,是最理想的。但事实上办不到,中美经贸上高度的相互依存是当今世界上那么多大国里面所没有的。如果美国要达到这个目标,他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事实上已经做不到了,因为在中国已经扎根的美国企业,面向中国市场的企业不可能再离开这个市场。那怎么办?现在特朗普政府要做的就是两个执行,一个是在技术上做。中国接下来经济要实现质的飞跃要靠技术,所以如果在高技术上能够在中美之间弄上一堵墙,防止中国在中美这里得到的技术,肯定可以大大地放慢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11月底,我去美国访问,跟一位美国专家交流,他跟特朗普政府走得很近,当面和特朗普通报中美经贸关系。他讲得很坦率,他说现在西方在中国面前唯一的优势就是技术,因为中国现在要市场有市场、要资金有资金、要制造能力有制造能力,西方唯一的就是高科技优势,美国也好、德国也好、日本也好,都是这样的,西方(美国)不可能让中国超越这方面。

另外一个就是在国防产业链上要脱钩。去年10月份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分析当今美国在国防工业上有280项零部件以及重要的原材料和燃料要依赖中国。也就是讲如果中美发生战争,中国可以切断美国的国防供应链。对美国来讲,如果能够打造一个在战争的环境下,还能够安全运作的后勤,要防止在战争环境下中国的制约,美国已经下决心要跟中国脱钩。包括很多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过去是利用中国的成本为美国的国防工业生产零部件,现在美国政府要求要么离开中国搬到越南、搬到印度,要么以后就不要拿国防部的合同,所以一定要在国防产业上实现脱钩。美国依赖中国稀土的进口,没有稀土,高精尖的很多装备生产不出来。现在美国考虑,第一,能不能从其他国家得到稀土;第二,在技术上看看能不能实现迭代,用一种新的材料替代对稀土的依赖,这是当下美国推进脱钩。

第二个,限制。前年底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发布了第一份国家安全报告,里面讲到一句话,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过去40年利用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学者和学生的开放。所以这句话就带来了政策调整,现在要限制中国学生学者对美国去学习相关专业和在美国从事科研工作。这个大家可能已经感觉到了,现在限制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就是限制中国的媒体和文化机构,包括基金会等等在美国的合作、限制我们外交官到美国的合作。过去很难想象我们的外交官到美国去访问拿不到美国的签证,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在美国的我国外交人员,活动受到很多的限制,为什么?所谓防止中国对美国社会的涉足。所以一方面需要防止你获得美国的核心技术,第二个就是防止你通过文化、外交和政治的途径对美国的社会进行涉及。

第三,施压。施压的手段便是所谓中国的企业或个人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违反美国的相关政策等等或者是采取司法行动。去年有件事情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就是美国以中国从俄罗斯进口苏39战斗机和s400防空系统为由,对我们中委装备部部长进行制裁,这以前是没有过的,就是中国从别的国家购买武器,美国要来制裁。又比如,美国对华为一系列的打压措施等等,还有去年对中兴采取的行动。所以这个方面美国正在做,而且采取的措施是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讲的当下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中心和三个基本点。


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当然也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过去一年,我们看到的中美关系的其他问题。第一个,中美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所谓结构性矛盾并非具体问题上发生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而是整体性的问题。

第一,就是老大跟老二的矛盾。我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当时国内反映非常激烈。但是2010年以后,美国的战略界做了一个主要的研究就是中国下一步会在什么时候经济上超过美国,中国在经济上超过美国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美国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来讲,2010年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研究的就是中国超越美国。从去年开始,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就锁定了这一问题,要防止中国崛起,要放慢中国经济崛起的步伐、科技技术的步伐,包括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步伐。所以老大和老二的结构性的矛盾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现在在中美关系上变得非常突出。

第二,利益分配。美国在过去几十年推动了全球化,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是现在他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中美的利益分配是不公平的,就是美国对中国开放的程度和中国对美国开放的程度是不对等的,最终导致了收益的不对等,这就是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最主要的原因,利益分配不公平。

第三,体制的矛盾,特别是发展模式的矛盾。美国认为,中国用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制度来享受市场经济环境的好处,加入WTO,然后利用国家对经济的操作和干预来振兴自己,所以现在中国要继续享好处已经不可能了。美国去年跟加拿大和墨西哥签了双边贸易协定,其中有一个“毒丸条款”,就是以后如果要和非市场经济国家谈判FTA,美国就要终止与其双边贸易协定。现在美国正想让日本和欧盟也接受相关的条款。这意味着要堵住中国今后跟世界最主要的发达国家签订FTA的可能性。这个月,美国跟日本的贸易谈判马上开始,美国就是要让日本接受该条款,跟欧盟的谈判也要开始。也就是讲,美国想办法把中国的经济联系排除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经济体之外,除非中国在经济上、经济体制上完全接纳美国体制。这就是中美经贸的摩擦已经上升到发展模式的不同。当然,还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不同。中国的模式成功,背后实际上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最后竞争的就是体制。那就是回到冷战的时候,美国和苏联的竞争。当时美苏之间一方面在军事上的竞争,一方面就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

第二个特点,中美关系正在转型。这个转型就是从合作领域竞争层面到了竞争主导性。以前中美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在奥巴马的时候,中美之间的合作和竞争都在上升,经济、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都在加强。但是在南海、亚太地缘政治,中美的竞争也在上升。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合作面在缩小、合作的动力在下降、竞争的领域在扩大、竞争的结构大幅上升,那么这也是过去40年中美关系没有过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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