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要点

1.我们现在经济最紧要的是松绑。要让人们有积极性去从事创造价值的活动，市场经济的环境要特别简单和自由才行，而且要可预期可预测，我认为这个最重要。

2.我们可能需要让经济，让子弹飞一会儿，市场经济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情，其实都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我们要相信市场经济，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分摊风险的机制。

3.如果把眼光放得远一点，现在的一些学生延迟就业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无论是出国还是在本校读更高的学位，这是一笔对自己的投资，你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了，将来再就业的时候，起点也会更高一些。

今年二季度的经济状况可能是全年最不好的一个季度，三月以来多地疫情反弹，上海三月中旬出现疫情，到三月底采取了封城措施，并持续了七个礼拜。这不仅对上海，对长三角，对整个中国经济都有比较大的影响。所以，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应该是全年最低的。二季度经济能增长两到三个点的概率比较大。

就业方面，大学生就业形势的确很严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确实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冲击，尤其疫情的冲击。据我观察，现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面临几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是大学生的就业意愿发生了改变。过去我们的学生，他们都希望毕业后马上找到工作，但现在确实出现相当多的学生并不急于马上找到工作。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慢就业”，就是不是那么着急了。另外，他们可能在自己心仪的就业岗位上，暂时拿不到offer，尤其在今年。过去我们有很多学生手上可以拿好几个offer，现在这种情况很少了。

名校学生的情况相对要好很多，尤其是经济、管理、金融专业的学生，他们相对来说机会更多一些。但他们意向的一些就业岗位，在现在经济比较吃紧的情况下，也不见得能够很容易地拿到满意的offer。他们需要把自己的预期调低，包括对于薪水的预期。

但我们也看到，现在就业渠道确实变得更多样化了。过去十多年里你能看到，大学生出国的比例在逐步下降。大多数学生都优先考虑在一线城市或者南方的工作机会。可是这几年我感受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在发生，一些学生愿意升学，进一步深造更高学位的机会相对十年前更多。所以现在我们也开始吸纳更多的优秀学生留在本校读专业硕士或者是博士，这本身也提供了缓解就业压力的机会。

上海两个月的封城，经济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上海本地的就业机会也会明显吃紧。上海的高校又比较多，这些高校毕业生也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他们现在的工作签约率不像往年那么高，可能全国都出现一种情况，就是高校开始为自己的学生提供一些过渡性的就业机会，比如学校里有大量的实验室，有的是国家级的实验室，他可以通过市场化的用工方式，释放一些研究助理的岗位，在市场上找不到满意工作的学生也可以选择在校内就业作为缓冲区。

考虑到今年就业压力大增，前几天我们学校也召开了一个全校会议，各个院的领导都参加，要求寻找多方渠道能更多地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让更多的学生能在今年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环境里面尽可能找到就业岗位。

如果把眼光放得远一点，现在的一些学生延迟就业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因为无论是出国还是在本校读更高的学位，这是一笔对自己的投资，你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了，将来再就业的时候，起点也会更高一些。

我认为，对于一些家庭可以支持的学生来说，在市场不太好的情况下，与其去找一份不满意的工作，还不如就暂缓就业，用这个时间进一步武装自己，去读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或者修个双学位，或者是更高学位，甚至借这个机会到国外某一个大学读一个MSc也行，开阔了眼界，见了世面。从长远来讲，相当于提升了自己的一个资本，为的是将来在就业市场上有更好的选择，能够把握住更好的机会。

当然很多学生的家庭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支持他出国或者继续读一个专业硕士的学位，因为确实是一笔比较高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 他可能会更看重眼前的工作机会。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对时间的折现率不同，有些学生更看重当前，有些学生眼光看得更远，这当然受个人、家庭、预算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

由于经济表现在变差，我们现在的城市调查失业率上升到了6%以上，比前些年5%左右的失业率要出一个点。但在这6%里面，不同的年龄段中，年轻人的失业率比中年人的失业率高出很多。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年轻人的就业意愿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现在有大量的城市年轻人，包括高校毕业生，甚至硕士博士毕业生，在大城市里不想就业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他们干吗呢？他们想自己创业，或者他们希望能有更灵活的就业就会， 不希望是那种按部就班的工作节奏，这样相对比较自由，自己支配的时间比较多。

二是16-24岁年龄段的青年人包含了上千万的高校应届毕业生，他们的就业率现在确实掉下来了。统计显示，今年4月份我们的青年失业率确实在上升，而且这应该还不是峰值，可能到了6月、7月还会更高。16-24岁年龄段的青年失业率确实能反映经济的变化，要引起高层高度关注。事实上，这两年，这个青年失业率确实比较高，说明经济下行对年轻人的影响更更大。我们需要从改善经济基本面和保持持续增长方面来缓解就业压力的问题，而且现在确实需要出台稳增长的政策。

不过，我们也不必对18%的失业率做过度解读，这当中确实会有暂时性的失业在里面，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就暂时不工作，继续寻找。但也有很多年轻人在做微商、做自媒体，在自我创业，这些人也会统计在失业率中。而且我前面谈到，现在大城市的很多年轻人，特别是高校毕业生，他可以在劳动力市场和非劳动力市场之间来回游动，我高兴了就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不高兴了就退出，我就在家休息一段时间。但是他们也在做事情，做喜欢的事情，但确实没有发生统计意义上的就业。

谈到失业和就业，我们可以把眼光放远一些。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发展，以及人均GDP水平不断地提高，将来到了人均GDP 3万美金的时候，尽管劳动力的数量已经负增长了，可能大城市里不愿意就业的人还会更多，失业率不见得就下的来。他可能是在一段时间里不愿意就业，或者在一段时间里选择更灵活的就业方式，或者他自己去创业。在发达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普遍都高，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日本也是这样，我想这恐怕是一个苗头，也是一个趋势。

当然在中国，我们毕竟还有大量从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以及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的就业意愿是比较强烈的。中国正好处在一个大的社会转型的时期，城市里面的富裕家庭或者说家庭背景相对优越的家庭，年轻人可能对这种传统的就业观念会有一个非常颠覆性的反应。但是我们依然有大规模的年轻劳动力在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不断地进入就业市场，所以，创造就业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从将来趋势来看，如果你看发达国家今年的情况，同时也考虑到中国发达地区的一些情况，现在的失业率统计就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了，重要的是就业该怎么定义和统计。就业正在变得越来越灵活，就业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正规的就业部门、正规的岗位将来在我们整个就业当中的占比会越来越低。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就业和失业统计，就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随着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发展，整个就业市场会跟传统的就业市场完全不一样。比如今天我们有很多年轻人是在平台就业的，在平台就业跟传统的在公司就业完全是两个概念，在平台就业很灵活，很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将来重要的是以什么方式就业，而不是失业。重要的是我们要对更加灵活的就业有一个新的统计方法，而且这个统计的改变，会影响经济的很多方面，包括宏观经济的政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改变。

随着这个发展的趋势，我们现在就跟过去不一样，社保就不再跟你的单位捆绑那么紧了。你可以脱离单位，在社会上缴社保，这就放松了单位对劳动力的硬约束。你进入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变得更加自由。

谈到发消费券或者发现金来刺激消费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一贯的，就是说，可以发，但也不要指望这个能解决什么问题。其实在2020疫情里，当时也讨论到底要不要发消费券，或者要不要给家庭发现金。后来政府没有采纳这样的建议，总体上我们还是对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实施了财政上面的纾困，所谓纾困包含很多内容，但我一直觉得纾困的这些政策制定得越细，从中小微企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享受到这个政策带来的好处可能性就越小。为什么？就是因为太繁琐了，可能为了拿到几千块钱，你要花很多精力去填表，还要跑很多部门，我相信很多人就积极性不高了。

可能在经济学家里面也有人很支持，也有人反对，也有人觉得发得少了也没意思，你看人家香港发了5000港币，我们也需要有足够的金额。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但发跟不发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证据来说服自己。给大家发钱的做法，本身是有很大的成本的，但对整个经济而言能解决什么问题？不太能给出确定的答案。

表面的事情做得太多会掩盖个更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经济最紧要的是松绑。我们要承认市场经济，虽说这个市场经济还不是那么成熟，还不够发达。但是我们搞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很多经济活动都市场化了，不可能再退回去。我们都知道经济需要在一个市场体制里面去运行，每个市场主体有自己的想法，他应该有权力和自由去从事各种创造价值的活动。

但是我感觉，现在无论是我们的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整个市场环境是不宽松的，各种行政约束太多，政府干预无处不在，无论是金融还是其他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营商环境的方方面面。要让人们有积极性去从事创造价值的活动，市场经济的环境要特别简单和自由才行，而且要可预期可预测，我认为这个最重要。

中国现在缺的就是这个，我们有企业家，我们有很多人愿意创业，有很多人有自己的想法，我们有那么多人有想法，可是这当中有多少人现在可以很容易地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他的财富创造活动？不是说注册一个公司是否容易，而是一个公司要生存要发展是否容易，将小做大是否容易？越来越难了。我们要相信市场的筛选能力和纠错修复能力，不要处处都要干预。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虽然他们面临他们自己的结构问题，但是他们的市场经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环境比较自由，容易做事，也容易做大事。

经济当中的很多现象都是有它自己的变动规律的，比如可能在这个阶段上一些行业的杠杆率高了，过一段时间这个杠杆率也可能会慢慢地下来。杠杆率高可能正好是处在大家都在通过银行的贷款去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时候，等到投资形成产能形成资本以后，那它就开始有回报了，所以也不见得说就一定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我们对风险的识别还需要更科学，不可能建设一个没有风险的市场经济来的。过度瞄准风险，抑制风险，就会让我们的政策变得短期化，出现政策在时间上不一致，朝令夕改。

我们可能需要让经济，让子弹飞一会儿，市场经济每个人做自己的事情，其实都有一个比较长远的目标。我们要相信市场经济，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分摊风险的机制。很多风险并不见得都是坏事情，甚至在一定的时点上爆发了一些局部的危机，经济上的或者金融上的危机，其实并不都是系统性的，它本身有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这是市场机制的一部分，它本能的就是这样子。

有些企业进来了，有些企业淘汰了，我觉得没关系。你要相信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会越来越丰富，它提供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所以也不要担心一个企业被淘汰了，就会制造社会不稳定问题，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市场会创造新的企业出来的，机会会变得更多。从商业银行角度来讲，你也不能说每一笔贷款都能拿回来，否则就不叫金融了，你的贷款放出去也有拿不回来的时候，但只要资产收益率有保障，有什么关系呢？关键的问题是金融机构和商业银行要有商业原则来指导，才能对实体经济活动的创造有贡献。

我们要有长期主义的指导思想，这也是符合我们国家长期的发展目标。我们国家有很长远的发展目标，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有这么长远的目标，我们的政策应该也坚持长期主义才对。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