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引发广泛关注的“美国政府成立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的消息又有了新的进展：日前，拜登政府宣布，4月27日成立的“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暂停”75天，拟定中的主任人选尼娜·扬科维奇也已公开宣布辞去职务。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的前途“并不确定”。之前国土安全部曾经表示，将确保该委员会的宗旨是“保护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公民自由和隐私”。不过，就此前后一系列相关信息来看，“暂停”中的“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有比较大的概率成为美国两党恶性竞争的最新牺牲品。

“信息发布”成为美国国内党争的工具，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选举政治中，以搜集和发布对手“黑材料”为目标的政治调查或者背景调查，在美国早就是一个成熟发展的产业。但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来，这种调查在较短时间内呈现出显著的失控态势，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是英国军情六处的一名前特工基于虚假信息，完成所谓“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的调查报告，后经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的深入调查发现，所谓线人内幕实质是对道听途说信息的编造，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最可靠的信息来源，不过只是希拉里·克林顿夫妇的密友；引发外界关注的细节，基本都是作者的想象。

另一方面，持保守乃至激进保守立场的群体，自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就持续通过由虚假信息和阴谋论分析结构构成的传播框架，系统煽动美国民众针对民主党以及所谓建制派精英的负面情绪，并以此作为简单有效的政治动员工具，低成本、高效率地获取政治筹码。最终的结果，是让美国曾经引以为傲的所谓信息自由流动，日趋显著地变成恶性党争背景下的虚假信息发布竞赛。这一生态的形成，对于美国来说，无疑将是一种灾难。提升美国政府应对虚假信息负面威胁的能力，客观上确实是美国政府提升治理能力、完善治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很显然，拜登政府的实践迎面撞上结构性的体制问题。

首先，恶性的两党政治缺乏推进虚假信息治理机制所需要的政治信任的良性氛围。共和党不信任民主党是出于公心而想要治理虚假信息。在听证会上，为了阻止这一委员会的通过，共和党国会议员甚至说出这样的基本事实：“美国政府是最主要的虚假信息来源。”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两党止于两洋”，即避免国内党争影响美国的宏观战略与长远利益的所谓西方的“政治德性”，已经荡然无存。当然，从实践看，远的不说，就2017年以来，民主党的各种实践，无论是选择性炒作性骚扰议题、并将其作为政治化攻击特朗普政府的工具，还是在2020年选举中相关媒体与精英围绕小拜登笔记本电脑的负面新闻“看立场不看事实”，都进一步强化了来自共和党一侧的担忧。

其次，美国对全球霸权的追求与护持，决定了不可能在当下环境构建一套“内外有别”的虚假信息治理机制。前述共和党议员的指责，其实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美国是一个把虚假信息当成对外战略工具的霸权国家。对美国国内受众、主要竞争对手以及被美国认定的地区安全威胁实施虚假信息行动，被华盛顿认为是廉价而有效的维持霸权存续的战略工具与政策选项。20世纪90年代初有“纳伊兰的证词”，虚构伊拉克军队杀害婴儿欺骗美国国会议员，获取动武许可；进入21世纪，共和党有臭名昭著的“伊拉克洗衣粉”，民主党有更加经典的“邮件门”。对这些心知肚明的美国精英怎么可能相信拜登政府突然良心大发现地建立一个“客观公正”的虚假信息治理机构？

第三，当前这届美国政府在信息操控领域的特殊声誉进一步加剧了各方的深层次关切。一般的观察显示，美国国内政治进程中，基于身份政治的动员往往与信息操控存在高度关联。精通于身份政治、长于构建身份政治话语符号和标签体系的本届政府，其共和党以及民主党内部的主要竞争对手，都非常清楚这样一个掌握“真实信息定义权”的部门，将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压倒性的比较政治优势。强力的杯葛，自然成为唯一的选项。更何况，相关的候选人被发现存在显著的瑕疵，让人相信她是那种可以为了政治立场扭曲信息真实性定义的典型，由此引发大规模的攻击，最后被阻击任命，这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实事求是说，虚假信息，尤其是政治谣言的治理，本应成为全人类的一种共识。但很显然，首先必须克服将这种治理政治化、工具化、筹码化的错误做法，将其重新拉回到为世界各国人民服务的正确轨道上来，才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此而言，美国这一轮所谓治理虚假信息的尝试，热闹一阵之后，恐怕会迎来更加微妙甚至是尴尬的阶段。

（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