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发展与和平是人类社会互为因果、互为手段的两大追求目标。但是，在众多利益主体处于各种错综复杂因素作用的情况下，实现两大目标道阻且长，发展之路曲折崎岖，和平之路坎坷漫长。人类什么时候能步入发展与和平的正常轨道？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给人类实现两大目标带来了曙光与路径。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首次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向世界发出了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的呼吁。这是中国政府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发展的背景下，聚焦发展、加强对接、深化合作、加强协调，呼吁国际社会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促进全球疫后复苏、加强国际发展合作提出的中国方案。

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是世界各国的权利。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中国不仅是全球发展倡议的倡导者，更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落实这一倡议的行动者、实践者和推动者。“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天地。共建“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时代大势，以大历史观对世界面临的世纪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的科学回答。2017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这项倡议源于我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和思考”“在各国彼此依存、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的今天，仅凭单个国家的力量难以独善其身，也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从古丝绸之路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本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进合作，共同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使更多国家和人民获得发展机遇和实惠”。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始终秉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寻找发展机遇、凝聚合作共识，走过了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持久发展，从绘就一幅“大写意”到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光明大道。在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各合作方把基础设施“硬联通”作为重要方向，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把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作为重要基础，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提高了国内各区域开放水平，拓展了对外开放领域，推动了制度型开放，构建了广泛的朋友圈，探索了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子，实现了同共建国家的互利共赢。2021年11月11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一大批关系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项目，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使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在2021年11月19日召开的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全面总结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显著成就，科学分析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新形势，对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更高合作水平、更高投入效益、更高供给质量、更高发展韧性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全球发展倡议的理念下，共建“一带一路”与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得益彰，已经并将继续共同致力于建设全球发展共同体。

二、“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的发展宗旨与理念

自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风云突变，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政治领域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常态，主要表现为国际政治格局演进速度明显加快、国际社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强、“战略意外”成为国际环境中的普遍现象。不时发生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金融危机等，使得许多国家重新思考其安全和战略选择，全球性经济、安全、卫生、环境等议题不断对国际社会行为体提出挑战。面对迷惘的未来和世界经济增长复苏乏力的困局，各国发展理念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歧。在此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具有国际担当的大国，致力于维护和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时代，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是中国文化内涵中的天下观、整体观、系统观和大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服务体系，以提供服务型公共产品为特征，而西方霸权模式下构建的全球控制和服务体系主要服务于本国利益，两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禹钟华和祁洞之，2016；金玲，2015）。

学者们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使用古典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等理论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内涵及深远影响。他们要么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展开分析，从权力政治逻辑出发将“一带一路”倡议中伙伴关系的构建或合作平台的形成污名化（Hans，1989；Waltz，1979；游启明，2019），要么从自由制度主义或观念视角切入，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背后原因或产生的影响（Keohane，2005；Lipson 1984）。权力政治逻辑的背后有其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学术研讨的范围，以经济合作论或观念建构论为主体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只是在较为狭窄的经济、制度、文化、观念等某些领域的研究，未能切中“一带一路”倡议的全貌及其真实内涵。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化的推进，加之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角色的建构，从全球视角和综合分析的维度重新认知“一带一路”倡议当属应然之势。发展经济学由于其综合的视野，为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最为合适的概念框架。发展经济学设法将传统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关键概念与“二战”后新出现的区域或跨区域模型相结合，不断更新自身的理论和方法，为人们认识发展中的经济提供了科学视角。它重视价值的重要作用以及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在伦理和规范的价值前提下考量经济发展。传统经济学范式强调的是人均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发展经济学则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发展”的新界定，它的发展概念包含结构、观念和国家制度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加速、不平等程度的降低和贫困的消除等多维过程和全方位变迁，就此而言，发展既是一种物理现实也是一种精神状态（托达罗和史密斯，2014），但其实质上更是一种自由的扩展（Sen，1999）。可以说，发展经济学为我们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搭建了新的更为科学的分析平台，它更具全面性和多维性，更为重视发展的真正内涵和意义，更为关注生计、自尊和自由（Goulet，1971）。在这样一个具有全球视野体系视角的框架下观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提升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层次，也更能贴合中国提出此倡议为全人类谋福利的立意。
从其自身的理论建构可以看出，发展经济学是在传统经济学基础上实现的一次重大扩展和跨越，这为我们认识“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更广阔和深入的视角。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所在，是所有国家都应努力践行的发展理念和目标，而“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是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作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绝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提出的，它在可持续发展目标基础上以更高标准和更好要求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表率。实践证明，“一带一路”倡议是根植于历史、面向未来打造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成于中国、不断与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成果的平台，是源于发展、为世界创造可持续发展机会的关键选择。“一带一路”倡议以其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顺应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为各国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平台，以此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这种秉持战略眼光和全球视野的宏大倡议，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引领航向的积极之举，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开创了超越民族、跨国界、跨时空、跨意识形态、跨不同发展阶段融通的进程。“一带一路”倡议积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开启了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经济全球化新进程，为世界提供了更高境界的造福于人类的全球公共产品，也为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高质量和高标准的样板。

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深化实施的今天，运用研究方法更科学、研究视角更开阔的发展经济学，结合国家政治相关理论对其进行剖析，既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重新认知，也是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深入理解，更为其进一步落实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三、发展经济学视阙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早在2010年，中国就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新协议以加强双方合作，这是中国首次在多边合作框架内签署这类协议，在此基础上，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设立并实施了多个创新合作项目，这是中国不断深入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表现，也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担当。《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所有国家团结起来采取行动，促进经济繁荣和保障人类发展可持续。虽然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积极开展并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总体来说进展尚未达到目标水平，这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未来的实现提出了更高挑战。在此背景下，以发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取得的成就，不仅进一步验证了“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的新发展与新合作，而且为国际社会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指引（姜少敏，2018）。

发展经济学立足全球性视角，重点关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消除贫困和不平等是发展问题中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制定发展战略和衡量发展绩效的主要参考；经济发展关乎国计民生，是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的重要前提，也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必要条件；健康和可持续的社会是一个囊括众多方面的工程，尤其关注资源配置背后的个人机制和公共机制，是建立良好社会和较完善社会体系的基础；气候与环境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从人类健康到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关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获得投资与援助是实现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构建团结的伙伴关系才能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和整个国际社会的良性运行。因此，本文试图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从贫困与不平等、经济发展、健康与可持续的社会、气候与环境、投资与援助五个方面分析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

1.贫困与不平等

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无贫困、零饥饿、性别平等和减少不平等是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1、2、5、10项。即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中国坚持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的理念，保障人民平等发展的权利，增强人民在共享发展中的参与感和幸福感。“一带一路”倡议是一条促进民生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在实施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改变了以项目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坚持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增进全球范围内各国的民生福祉，为沿线国家和人民摆脱贫困、消除饥饿、实现性别平等、促进国际平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消除贫困和不平等是所有关于发展问题的重要方面，也是制定发展战略和衡量发展绩效的主要参考。我们同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贫困和不平等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会对社会凝聚力、政治与社会局势等方面产生强大的破坏作用，同时也是动乱和冲突的源头之一。因此，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中关注贫困和不平等是研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发展三大核心目标（生计、自尊和自由）的关键。中国努力实现可持续、惠民生、高标准的发展目标，大力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201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有1000多万人脱贫，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也发生了历史性转变，按照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世界减贫人口的70%以上。在现行标准（1.9美元）下，中国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了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截至2020年底，中国已基本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消除了绝对贫困。此外，在脱贫攻坚的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着力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粮食生产能力逐渐提升，农业科技水平逐渐增强，粮食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在保障国内人民温饱的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粮农治理，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参与国际合作，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性别平等方面，坚持男女平等始终是中国发展的基本理念。截至2021年，中国已经建立了全面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包括100余项法律法规。此外，中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基本实现了性别平等。按目前的速度，至少需要40年时间才能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性别平等，在此背景下，中国为“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这一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做的贡献更为突出。在国内平等方面，中国不断推动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截至2020年底，农村贫困家庭子女义务教育辍学已基本实现“动态清零”。低收入人群收入不断提高，城乡可支配收入逐渐增加，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国际平等方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动力，并着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缩小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这主要表现为对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实施特别优惠关税待遇，积极通过提供医疗物资和疫苗帮助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和移民管理改革等，充分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脱贫攻坚战大致与“一带一路”倡议同步展开，其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是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巩固的，两者将产生有益的相互促进作用。中国历史性地消灭了绝对贫困，率先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在消除贫困的过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借鉴意义。

2.经济发展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第8、9、12项意在促进持续与包容的经济增长，带动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建设更具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以及采取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经济发展内嵌于发展经济学的每一个方面，我们可以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下将经济发展的内涵界定为经济增长、工业化、现代化和生产消费等方面。推动创新以实现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工业化，通过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消除经济增长与环境恶化之间的联系，不仅可以积极有效地推动经济的增长，还可以促进经济方式朝着可持续、绿色的方向转变。经济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就业、社会、教育、卫生等方面的进步，是人类进行其他诸多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个人和社会层面上坚实且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人类的各种潜能将无法实现，因此，《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尤其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打破当前国际局势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想，不断推动国际合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世界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力求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维护海外企业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绿色、开放、廉洁理念，深化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前，最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远未达到7%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值，疫情让世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全球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中国在促进本国及周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中国能量。在2021年12月4日的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8届全球年会上，IFF发布了首期《IFF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以26.3%的贡献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国。2021年6月23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上做主旨发言，指出“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贸易额累计超过9.2万亿美元，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300亿美元。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全面实施将使全球贸易额和全球收入分别增长6.2%和2.9%，并有力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速。”

共建“一带一路”显著推动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逐渐增强（曹翔和李慎婷，2021）。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对沿线国家交通改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Hsu，2020；Luo et al.，2019）；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对外承包的工程项目在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增长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姬超，2019）。“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提高了中国与世界联动发展的水平和能力，将国内国际市场的潜能和效能充分开发出来，另一方面也提升了中国的国际道义形象，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宝贵的发展机遇。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国际社会找到了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社会制度差异及地缘政治纷争和发展水平鸿沟的新方向。

中国坚持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构建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系，通过多边合作框架开展形式各异的合作模式。全球跨境投资虽受疫情影响有所减少，但“一带一路”投资合作项目却稳中有进。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依旧呈现持续增长之势，其中，1—9月中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在沿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18亿美元，同比增长16.3%；与此同时，一大批境外项目和园区建设在稳步开展和推进。截至2021年8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003万列，发送集装箱96.4万标箱，中欧班列已铺画好了73条运输线路，实现了与欧洲23个国家的170多个城市的便捷相通，这进一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共建“一带一路”相关主题下，中国为沿线国家举办了4000多期官员研修项目，支持打通“六廊六路”建设和空中枢纽建设，提升贸易发展能力和搭建多边融资合作平台。

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奇迹。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不仅自身实现了经济增长，还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平台，通过诸多共建“一带一路”文件的签署及多个合作框架的搭建，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将会实现新的飞跃。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并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3.健康与可持续的社会

发展经济学认为，社会是人类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区域，也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单元，因此，建立包容与可持续的社会对于人类发展和进步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复杂体系，包括教育、卫生、社区、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则体现为良好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可持续城市和社区。尤其是面临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之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健康状况乃至社区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建设健康与可持续的社会显得尤为重要。“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而是将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推动整体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它不仅包含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基本生活资料，还关注人之为人所需要的尊严和体面。
长期以来，中国大力推行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实现区域协调、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维护教育公平、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活力，增进了社会的团结与和睦。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进国家之间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与合作。在教育领域，自2012年起，中国每年出资200万美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设立信托基金，关注全民教育，尤其是弥合非洲教育差距与教师发展等问题；在联合国推动数字化教育的过程中，中国积极支持并以切实的行动协助促进灵活、混合、多样学习模式的开展。在卫生发展方面，中国始终践行生命至上和人民至上的理念，推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中国在非洲国家建设了50多个医疗卫生基础设施项目，帮助20多个国家培养了建立专业科室的能力。此外，2015—2019年，中国派出了202批次3588名援外医疗队员医治当地患者，同时带教培训当地医务人员，在25个国家实施了近万台手术，不仅增强了当地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还有效提升了其医疗卫生基础能力。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在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一批公益设施、能源设施等建设项目，例如，帮助菲律宾、塞尔维亚、布隆迪等实施了城区主干道建设，提升了城市的通行能力；帮助马尔代夫建设了中马友谊大桥，打通了相邻岛屿及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帮助改善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斯里兰卡等国的供水及污水处理系统，为改善居民生活品质提供了重要支持。 中国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的国内及国际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平台，使得《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对社会发展的目标要求有了切实的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现实推进。

4.气候与环境

发展经济学密切关注气候和环境以及发展的可持续。《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强调，要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威胁的能力，呼吁全球关注气候和环境问题，并为此做出积极行动。同时，将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转化为机遇，通过绿色过渡、绿色就业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绿色经济、投资可持续解决方案、应对所有的气候风险、合作等六项行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转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绿色、健康发展的理念，全面落实《巴黎协定》，有效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为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做出了不懈努力。

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积极开展南南合作，不仅提升自身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更是帮助发展中的小岛屿国、非洲国家等提升应对能力。例如，2013—2018年举办了200多期气候变化与生态保护主题的研修项目，设置了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等可获得学历学位的相关专业，先后举办了36期“中国沙漠治理技术与荒漠化防治国际培训班”。此外，中国还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编制环境保护的发展规划，向缅甸等国赠送太阳能户用发电系统，向埃塞俄比亚赠送微小卫星以帮助其提升气候灾害预警的检测能力。在2020年9月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将争取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中。为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气候行动的目标，中国加快推进了清洁低碳的能源转型发展，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已达世界平均水平，煤炭消费比重下降到56.8%，并在“十四五”期间严控煤电项目，中国的水电、风电、光伏等多项指标保持在全球第一，累计关停落后煤电机组1亿多千瓦，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不仅如此，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坚持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指导发展，共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森林资源增长面积超过7000万公顷，占世界首位。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及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得到了科学有效的保护。在2021年10月11—15日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5次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以绿色转型为驱动、以人民福祉为中心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四点主张，为全球气候和环境保护注入了新动能。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应对气候变化、推进清洁能源转型发展、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为其他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了榜样作用，不仅彰显了中国大国担当，还体现了全球情怀。

5.投资与援助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后一项是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只有加强全球合作与构建伙伴关系，才能有效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相关数据显示，国际援助的水平在下降，很多援助国并没有兑现增加发展援助的承诺。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更加凸显全球团结不仅仅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更加关乎每个人的利益。因此，联合国呼吁国家之间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投资与援助水平，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其重要途径就是要建设开放、包容的合作平台，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建设新型的伙伴关系，通过开展务实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截至2021年，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伙伴国达141个，合作的国际组织达32个。伙伴关系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完美对接，从1993年中国与巴西首次建立伙伴关系到2018年的25年间，近50%的新型伙伴关系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六年内建立的，2013—2018年，中国与49个国家及地区组织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占当时中国伙伴关系总数的46%。“一带一路”倡议开局之年所建成的伙伴关系数量尤多，中国伙伴关系国和地区组织的分布范围已经几乎遍布世界各地区（王晨光，2020）。中国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构建，如2021年6月22日在“一带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议期间，与28个国家发起了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和共建“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前者聚焦于从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共促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张红丽，2021），努力实现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后者着力于疫苗的监管和疫情的防控。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援助也是重要方面。中国对外援助资金的规模不断扩大，援助范围也不断拓展，2013—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额达2702亿元，其中包括无偿援助（占比47.3%）、优惠贷款（48.52%）和无息贷款（4.18%）。在此期间，中国向亚非欧拉及加勒比和大洋洲等地的122个国家和20个多边组织提供了援助，在援助实施的方式上也更加多元。中国还支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例如，同联合国设立统计能力开发信托基金，为59个发展中国家的近900名政府统计人员提供培训服务；2017年中国设立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SSCAF）帮助加强世界欠发达国家的灾后重建与恢复工作，为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安提瓜、尼泊尔、巴布达的灾后重建做出了突出贡献；到2021年10月中旬，中国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15亿剂新冠肺炎疫苗，还向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以务实的行动践行着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

中国在投资与援助方面切实践行着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加快落实各项发展倡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开展多边主义的合作模式，努力构建更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为全球在疫情之下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宝贵的借鉴。

综上所述，基于发展经济学的逻辑视角，本文细分出包含五个方面的分析框架，分别是贫困与不平等、经济发展、健康与可持续的社会、气候与环境、投资与援助。在这个框架中，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在行动中都在践行着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不断提出更高的标准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作出表率。“一带一路”倡议大力推进了扶贫减贫目标的达成进程，提升了国家内和国际间的平等度；促进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转型；使得社会体系更加完善也更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诸多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危机的举措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自身经济发展的红利，加大投资与援助规模，提升投资与援助的水平，真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着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

四、新时期的契机与挑战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致力于全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到实践，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促进全球发展、推动国际法治建设、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中的核心作用、促进和保护人权、推进社会领域的发展与合作、提升人类卫生健康水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既符合新时期发展经济学的要义，也突出了中国的国际道义。当前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影响、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态势的严峻、联合国的“行动十年”呼吁等都进一步考验着国际社会行为体的治理能力，如何将危机转化为契机，有效应对新形势的挑战将是摆在各国面前的重要议题。

1.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使国际社会的常规制度和社会规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给人类社会敲响了警钟。全球经济的大幅度下滑、贫困人口的急剧增加、不平等现象的恶化、民众生活质量的下降以及援助国承诺力的弱化等，在一定程度上都肇始于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球大约有1.2亿人重新陷入了极端贫困，极端贫困率20年来首次上升，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境加剧，外国直接投资和援助的承诺可信性下降。疫情的爆发使得全球数十年取得的进步停止或者逆转，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加剧，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受到的风险打击尤为巨大，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在此背景下，各国需要重建有效的多边主义合作框架、投资数据和信息系统，在危机中激发复原力、适应力和创造力。
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之下，制造业受到的打击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更为严重，2020年全球制造业生产下降了6.8%，在这种情势之下增加研发方面的投资就变得至关重要。同时，在疫情之下，有助于塑造公平社会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在欠发达国家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公平与包容性的社会目标还远未达成，数亿人仍生活在脆弱和易受冲突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能力和资源使其难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社会的恢复难度较大，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出现了新的发展危机。因此，各国需要团结合作，扩大国际支持，增强政治承诺的效力。由于以上现象的出现，联合国及时发布了《针对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社会经济快速响应框架》，包括一体化的支持协作、确保基本的卫生服务、通过社会保护和服务帮助人们应对灾难、经济复苏计划、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运行、提升社会粘合力和社区响应能力等，这六个方面涵盖了从经济到社会、从卫生到就业、从个体到群体、从宏观到微观全方位保障，尤其强调了对最弱国家群体的关注，以期不让任何一员掉队。联合国还开启了诸如《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联合国应急和恢复基金”“团结应对基金”等多项举措。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之下，单靠任何国家的一己之力都难以有效应对和管控，只有加强全球团结，才能将整个国际社会的凝聚力整合起来，实现资源的有效调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以对疫情敏锐的研判力和协调各方的行动力实现了有效管控疫情的目标，同时中国向世界分享管控经验，向世界多国援助防护物资、传播防护技术，帮助其他国家渡过难关。

疫情的爆发扩大了世界的信任危机，以新冠肺炎疫苗为例，80%以上的疫苗流向了20国集团国家，低收入国家或欠发达国家只获得了0.6%的疫苗，这不仅没有体现全球团结的进步，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的信任危机。这就需要各国在政府、私营部门和国际组织等参与者之间搭建桥梁，在保证包容性和透明度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有序和共同的“净零”融资模式，通过让更广泛的行为体参与进来，获得更多可持续发展的资金。这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灾难，但危机中存在机遇，这也成为世界各国弥合分歧和管控冲突的重要时期，不管是基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文明差异还是权力博弈的矛盾，各国都需要摒弃意识形态的竞争，将疫情防控和携手合作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同时，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也为各国重新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契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积极担当和作为，以促进全人类的福祉为己任的情怀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现实经验。

2.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态势

美国全球战略中心东移以来，从奥巴马政府至拜登政府，先后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究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很大一部分源于美国对自身国际地位的不安全感和“霸权焦虑”。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国强必霸”传统地缘政治思维仍在当前欧美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因此，当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社会影响力都大幅上升之时，西方国家以冷战思维将中国看成“竞争对手”。面对体系中的后起国或新兴大国，其他国家会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而做出多种反应。对于大国和强国来说，制衡是其能力范围内做出的常见选择；而对于小国和弱国而言，为了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虽然可能会损失部分主权利益和国家能动性，但追随强者或者“搭便车”仍是一个惯常的战略考虑。这些都是基于传统的“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所做出的战略抉择，这两种国家行为模式在冷战时期更为常见。中美竞争态势的升级、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都使得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国际局势的不明朗性更加突出。这对于以往在美国安全保护伞下的国家而言，美国的霸主地位能够维持多久，以及它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能够持续多久都成了未知数。就此而言，中国只是西方构建的“假想敌”，因为从中国的文化基因到现实的外交行为都不断印证着中国所要构建的是“美美与共”“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中国的合作姿态并未减缓美国遏制中国的步伐。美国以“印太战略”为平台，在印太地区屡屡动作，搅局南海问题、充当中印边界矛盾的幕后黑手、在中国台湾问题上频频越界，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再到南亚地区不断构建围堵中国的圈层，使得中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严峻。除此之外，世界其他地区的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在不断凸显，这也加剧了国际形势的紧张态势。

中美之间的严峻态势使得国际社会难以维持平静，尤其是在疫情的背景下，这种紧张态势更为明显。中美关系并非简单的双边关系，在维护全球秩序和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方面，中美各自发挥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两国在诸如应对气候变化、管控疫情、打击恐怖主义等多个领域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任何一方的缺席对于国际社会而言都是难以想象的。在这种大国地缘政治态势的严峻背景下，其他国家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选择。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多个项目为诸多国家带来了发展红利，在经贸、社会、人文交流等领域与中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中国已然是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另一方面，美国公共安全产品的输出也使得一些国家在安全上与美国的关系较为密切，因此，或追随、或制衡、或对冲，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选择。针对地缘政治态势的变化，中美之间应管控分歧，杜绝“假民主”“小圈子”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开启国际交往，在可持续发展问题领域展开密切合作，为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张贵洪，2020）。

2021年12月9—10日，拜登政府组织110个国家召开了所谓的“民主峰会”，会议以对抗威权主义、打击贪腐和促进对人权的尊重为主题，其中包括建立一个“未来互联网联盟”，也就是在同一天，美国宣布对中国、朝鲜、缅甸等八个国家的几十个个人和机构实施制裁。美国打着民主的旗号其实是在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是对真正民主的侵犯和践踏。美国夸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差异，对内只追求形式民主和程序民主，而忽略了实质民主和结果民主，美国的金钱政治和少数精英政治其实是美式民主制度的痼疾，在国际社会上，美国以冷战思维拉拢其他国家围堵中国，不仅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也扩大了国家之间的鸿沟。除了中美之间的竞争态势严峻之外，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加入到权力博弈之中，美国与欧盟2021年 12月3日举行“美欧中国议题对话”并发表联合声明，将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与中国的竞争和系统性对抗（System Rivalry），日本部分领导人肆意对中国台湾问题发表言论，称“台湾的紧急情况就是日本的紧急情况”。美国计划在2022年与亚洲国家共同推行经济框架协议，这是将科技和经贸问题的政治化。欧盟在2021年12月公布了“全球门户”的全球基建投资计划，到2027年之前，欧盟可能会投资3000亿欧元用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其前提是以价值观为基础，被投资国需符合欧盟的民主价值观，虽然表面看来这是一项惠及全球发展的措施，但实质上隐含着干涉别国内政的考虑。这被看成是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竞争，但是中国的经贸项目和投资建设并不与政治挂钩，而是真正做到了互不干涉内政与合作共赢。

3.“行动十年”和“行动主义超级年”

距离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期限还有近十年时间，为如期完成目标，使人类社会发展水平更上一个台阶，在2019年9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呼吁开展“行动十年”的规划，呼吁加速行动，在所有相关的经济、社会及其他领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努力实现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筹集充足的资金并加以明智使用、加强国家的执行能力、建设更有效负责透明的机构、加强地方行动、建设抗灾能力、加强全球伙伴关系、重视数字转型、加强国家统计能力以及强化高级别政治论坛。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世界在全球层面、地方层面和个人层面开展“行动十年”，在全球层面，应着力于全球行动，以更强的领导力和更明智的解决方案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注入动能；在地方层面，各级政府和城市需要在制度和监管框架上做出必要的转型以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在个人层面，需要将每个人动员起来调动积极性和创造力，推行必要的新商业模式改革。虽然相对而言，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一定提高，国家综合国力也在不断上升，但不平等与气候危机仍然时刻威胁着人们，因此“行动十年”的核心是采取行动，消除不平等、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以及有效应对气候紧急状况。新冠肺炎疫情使国际社会遭受重创，一定程度上为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巨大挑战，基于此，一些民间组织呼吁开展“行动主义超级年”，以更紧密的合作和更大的力度加强行动和创新，重新塑造人与人的关系、重新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加强资金投入等多个方面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保障。

“行动十年”和“行动主义超级年”的倡议为世界各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不管是“行动十年”还是“行动主义超级年”都呼吁加强对世界重大挑战进行有效应对，在贫困、不平等、气候变化以及资金缺口方面都有涉及，在传统挑战和新挑战的叠加之下，各方行为体都需要被动员起来，增强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知，并调动其积极性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除此之外，还需要设定更高的发展目标，以及提出针对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中国在此方面不仅以“一带一路”倡议切实给出了中国方案，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多层次、多结构以及多领域的合作关系开展了具体行动，提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深入探讨全球治理体系的新思路，构建多类型伙伴关系、搭建经贸合作平台、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和技术，强有力地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进程。中国以切实的行动和真实的数据显示了在践行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贡献，在“行动十年”的倡议下，将以更显著的成效和积极的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行动十年”倡议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得益彰，中国也将以更强有力的赋能行动参与国际社会的治理，坚定维护多边贸易和治理体制，与各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五、 结论

本文以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分析视角，结合国际政治相关理论，通过对既有研究成果的评析和阐释发展经济学的逻辑机理，结合当前国际局势、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与实践、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验证得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完全吻合。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各国采取有力举措，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并在减贫、减少不平等、经济发展、构建包容与可持续的社会、应对气候与环境问题、投资与援助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力促进了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还进一步深化了目标的意义，更为其他国家的“行动十年”和“行动主义超级年”起到了典范作用。

1.发展经济学视角下的理论总结

发展经济学兴起于“二战”之后，它以更全球化的研究视角、更深刻的解释路径凸显了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优越性。就发展问题而言，发展经济学不仅关注资源的优化配置，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机制。通过分析不同学者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评析可知，发展经济学大体经历了新古典主义、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演变历程。新古典主义重视市场的作用，但是当市场失灵而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之时，结构主义提出了国家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的宏观调控不可或缺。在一些国家尤其是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权力寻租与政府腐败影响了制度的优化和经济发展，于是新自由主义提出应弱化政府作用，激进主义则以一种解构主义的视角重新认知了造成当今国家之间发展差异的原因，依附论由此而生（孙来斌和颜鹏飞，2005）。发展经济学的视角不仅综合当前的发展动态，还以一种演变的过程追踪模式研究对象的演变历程，同时也兼顾了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权力竞争的态势变动，这对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考量“一带一路”倡议以及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虽然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面临着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大国地缘政治严峻态势、“行动十年”与“行动主义超级年”的挑战，但是基于日臻成熟的制度和机制，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可以在危机中探寻转机，为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更多保障。

2.“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完美契合

通过有效数据和案例，本文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了完美契合。在贫困与不平等方面，中国提前10年完成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无贫困”“零饥饿”，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促进了社会各领域的平等，尤其在性别平等上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积极参与国际减贫与减少不平等的合作并取得了突出成效。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搭建了多重合作平台，促进了全球的合作共赢，进一步完善了国际治理体系。在健康与可持续的社会方面，倡导数字、绿色与健康的发展理念，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开拓了空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之下，中国不仅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科教文卫等领域，还开展了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合作项目，促进了社会发展的健康与可持续。在气候与环境方面，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合作做出了不懈努力，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出发设定了严格的发展目标，并加快推进清洁能源与低碳经济的发展，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有力推动了全球气候行动的步伐（Falon，2015；Habova，2015）。在投资与援助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力度与规模，还积极响应“全球人道主义应对计划”，与世界多国和国际组织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以切实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是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推动世界发展的典范，“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践促进了中国融入世界贸易体系的深度，为构建互利互惠的经贸关系和世界数百万人摆脱贫困做出了突出贡献（朱磊和陈迎，2019）。

3.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展望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完全契合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新冠肺炎疫情还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社会的发展，大国地缘政治态势也存在众多难以预测的因素，但在新发展格局之下，中国继续坚持开放合作，以多边主义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并将其打造成合作之路、健康之路、复苏之路与绿色之路。中国将继续为世界和平与全球发展贡献方案和力量，坚定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使“一带一路”倡议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行有效对接，探寻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的丝绸之路模式，维护国际秩序的良好运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真正实现发展中国家对安全与健康的可及性与可负担性。例如，在“绿色一带一路”的倡导下，中国生态环境部（MEE）开发了“全过程评估框架”，覆盖项目的开发、评估和监督等过程以协助参与主体采纳和落实相关政策建议，这不仅有利于“绿色一带一路”的建设，也促进了能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对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重要指导。

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变，将始终坚守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打破“零和博弈”的桎梏，倡导多边主义合作框架，力求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相互尊重与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联合国也在以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敦促全球团结与合作，推动加强各国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基于此，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将成为落实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典范，并将继续为国家和地区间合作创造更多可能性与机会。我们相信，“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将开辟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新境界，助推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进而开启全球发展的新格局新面貌，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并以其丰富实践和丰硕成果进一步筑就实现全球发展倡议目标的阳光大道。

（王灵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副理事长、研究员。杨美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后、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