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想象中巴关系时，我不禁想起1985年的一部好莱坞科幻电影，它讲述了主人公在“现在”和“未来”中的存在是如何被妥协的。他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时间机器及时介入，修复过去和现在，从而确保自己的未来。巴中关系远非一个科幻幻想,但是,要了解中巴关系的未来，人们必须深入研究两国的的过去。我们发现，中巴两国的关系不仅仅是两个国家间的互相配合,也是这两个国家背后的两大东方文明在发挥着积极影响，才使两国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全天候的“铁哥们”关系。今天，这两种文明的许多成员还没有意识到它们彼此之间的这种文明互鉴的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正确理解这一历史关系，以便在未来构想一个更光明和更互利的关系。

世界上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居住在中国。另一方面，拥有2.2亿人口的巴基斯坦人只占近拥有20亿人口的伊斯兰文明的11%。因此，中巴合作不是两个“完整的文明”之间的合作，巴基斯坦只是57个伊斯兰国家之一。巴基斯坦设想自己是一个大的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其文明边界溢出了57个伊斯兰国家的国界，那些与巴基斯坦有同样信仰的民族,成了其他文明国家的一部分,如在俄罗斯东正教文明、印度、非洲和中华文明。此外还有大量的穆斯林生活在西方。因此，尽管中巴合作可以很容易地在双边国家层面上构想，但它可能也需要一些智慧在文明层面上设想两国关系的未来。

在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中，整体比小部分更重要。纵观中巴合作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不能忽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两个整体的关系。如果我们只看一个整体和它与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的关系，这可能会对这两大文明浩瀚的过去不公平，从而贬低它的现在。中国和巴基斯坦不仅是国家之间的邻居，而且是文明之间的邻居。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国际关系并不遵循“没有永久的朋友和盟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这一准则。这句格言反映了现代政治思想的狭隘和偏激，因为它不是建立在美德之上的，而是建立在自私之上的。正如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说的“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儒家的《中庸》里说，“隐恶扬善”。道家和儒家的主张与伊斯兰教有关睦邻友好原则是一样的。基于我们自己的信念，我们渴望成为中国的好邻居，但我们感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文明，在过去几十年和几百年里已经为我们发挥了优秀邻居的作用。

与中华文明相比，伊斯兰文明在地域上是非常广阔的。如果我们把穆斯林世界的西部边界和东部边界进行比较，我们会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不幸的是，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主义，再到当代的伊斯兰恐惧症，我们看到的是与西方世界的对抗关系。1492年，西方世界留给东方人的痛苦记忆依然存在，当时穆斯林和犹太人被驱逐出他们在欧洲长达八个世纪的居住地。然而，在伊斯兰文明的东部边界，却没有1492年。取而代之的是合作、融合和互联互通。丝绸之路生动地证明了人员、商品和思想在欧亚大陆的传播，丰富了沿途的每一个人。中国人对这一地区的熟悉要早于伊斯兰文明。东晋时，古巴基斯坦的僧人摩罗难陀从伊斯兰堡附近的塔克希拉出发，去中国和朝鲜传播佛教。同样，在中国的各个朝代，中国的文明和科学思想在亚洲的不同地区进行了全方位的传播。

这种情况一直是一种常态，直到现代西方的崛起，人类文明屈服于偏狭的民族国家认同。今天,当代中国学者在讨论文明国家的崛起，中华文明共同体意识的筑牢和中华文明的崛起给19世纪以来西方外部势力给伊斯兰世界带来的分裂和碎片化带来了复兴的希望。毕竟，伊斯兰世界一直是一个由亚文明国家构成的体系，中国却是一个整体的文明国家。

在丝绸之路两千年的历史中，有一千年的历史也是伊斯兰和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由于不同的皇帝、国王、哈里发和苏丹提供了安全保障，丝绸之路的前一个千年比后一个千年更加安全。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就不可能有任何交易。因此，从历史上看，中巴经济走廊(CPEC)并非没有历史根基，这是一种曾经不幸被暂时停止的古老现象的复兴。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今天仍然有强大的外部力量试图维持他们在亚洲的霸权。他们以恐华、恐俄和恐伊斯兰的形式传播恐惧和仇恨政治。巴基斯坦、中国和俄罗斯人民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团结来战胜和克服这些挑战。

（作者是“巴基斯坦道德复兴倡议”主席，中国西南政法大学客座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