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1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承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对话与互促”研讨会在线上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暨南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党委书记姚枝仲研究员出席会议并致辞。

此次会议设有专题研讨和自由讨论等环节，参会学者围绕“地方知识与全球理论”、“区域国别研究再审视”、“对象国内外政策的具体分析路径”、“区域事实与理论建构”和“理论研究与国别研究的互促与融合”等议题展开讨论。会前，主办方共收到近900份听会申请，最终有800多位相关专业的学者和学生受邀线上听会并在自由讨论环节与参会学者提问互动。

姚枝仲研究员在致辞中对参加会议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欢迎与感谢，并简单介绍了此次会议的筹备与组织工作。他特别指出，希望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以及学界同行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做出贡献。他还分享了中国社科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同世经政所的科教融合与学生培养方案调整，并以世经政所同中国社科院国际学部其他七个研究所的交流合作为例讲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碰撞和互促经验，寄语参会学者对现实问题做出更好回应。

专题讨论第一节的主题是地方知识与全球理论，由中国社科大国际关系学院常务副院长粟瑞雪教授主持。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教授从个人研究中产生的三个困惑切入，以中美关系为例探讨了中国个案和普遍性理论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中国学界目前用三大理论解释中美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基于中美关系进行概念和理论创新的研究较少。他认为，做好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有语言基础，在战略上重视理论研究，在战术上重视国别研究。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袁正清研究员指出，要将一些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被忽视的国家带入到国关理论的研究中。他从欧美、非西方和中国三个视角展开了论述。他认为，欧美的区域国别研究关注欧美大国和欧盟较多，体现出极强的话语主导能力。非西方国家缺少话语力量，成为西方国关理论的对象与客体。而中国学者的理论书写也存在非西方内容较少且受到西方思维束缚的问题。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孙德刚研究员分享了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阐释与逻辑起点。他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转向入手，主张国关理论应向区域国别方向发展。他认为，伊斯兰与国际关系的结合是国关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并介绍了一个在地域上主要集中在西亚北非、以伊斯兰教为基本信仰、以游牧文明为基本生活方式的伊斯兰国际关系及其理论。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顾炜副研究员以欧亚研究为例分析了区域国别与理论研究的互促。她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有着包括人才培养和智库政策研究在内的多元价值。区域国别研究对理论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提供佐证性案例和差异性案例两个层面。她建议在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过程中增强学术共同体意识，并打破一些固有观念、树立尊重学科与专业化的意识，开展有议题引领的研讨和地域比较导向的学术研究。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王广涛副研究员从国关理论与区域研究、国关理论（者）中的日本研究、日本研究（者）中的国关理论和日本研究能为国关理论贡献什么四个方面展开叙述。他指出，在既有国际关系研究中，日本受到了广泛关注，并且经常作为一般性国家和积极案例存在。日本研究能贡献包括国际发展援助理论、和平研究和规范形成与退化等具有日本特色的国关理论。

专题讨论第二节的主题是区域国别研究再审视，由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彭成义副研究员主持。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寒溪教授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不是学科，区域国别研究、国际问题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三者并不等同。前两者指多学科背景的学者研究某个特定国家/地区，是多学科从事研究工作的统称。他指出，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源自国家发展对相应人才的需求。他认为，创新国关理论需要尽量熟悉现有理论和努力寻找新颖事实，中美战略竞争可能为理论创新提供新机会。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曹玮副教授以对个人对朝鲜半岛的研究感悟切入，分析了区域国别问题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她指出，研究的宽度是指区域国别研究人员应当掌握有关研究对象的系统知识、国际关系理论和相应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深度则与研究目的相关，要想增加研究深度，应当明确研究的目的是理论创新还是政策建议。她认为，提高区域国别研究质量，打通其与国际关系研究的隔阂可以考虑从特殊性切入，通过揭示特殊性的理论机制拓展理论边界。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谢超助理研究员关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跨学科实践及其界限。他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存在三个主要困难。首先，语言能力的习得是困难的，需要长期的训练过程。其次，一些研究问题本身具有跨区域特征，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需要得到关注。最后，目前学界对很多对象国缺乏基本了解，没有田野经历、事实和数据。他建议，学界可以通过集体合作的方式实现跨学科合作。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佘纲正助理教授认为，尽管在含义上区域国别研究是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概念，但实际上更多关注的是非大国、第三世界国家。他指出，大国互动（竞争）是催生成体系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驱动力，而面临中美不对称竞争中的区域存在诸多研究困惑等待回答。国际关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应当互为“背景板”，在研究中加入当前时期的新特征。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费海汀助理教授回应了其他学科对区域国别研究的质疑，并通过对政治学中的“循证决策”概念的反思提出了一套区域国别的研究策略。他指出，区域国别研究应当从议程设定中选择议题，尽可能做到研究局部数据全覆盖；应当归纳出有限的典型路径，再对其进行全覆盖式的深入研究；并应深入推进阐释机制，在研究中完成一遍“领袖-精英-社会”的解释链条。

专题讨论第三节的主题是对象国内外政策的具体分析路径，由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金君达助理研究员主持。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王浩副教授探讨了美国政治研究范式的变化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他认为，美国政治的变化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分析框架，以往周期范式为主的研究路径不能帮助理解当前的美国政治，美国文化和价值观的矛盾正在超越传统的经济阶级矛盾。这一周期范式的改变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内政治的影响。

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周颖昕副研究员基于2021年日本众议院的选举情况，阐述了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产生背景。她指出，政党在选举活动中会展示期望吸引国民的执政理念与实践目标，如影响力居于首位的自民党提出的目标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推进印太战略。日本首相的国会演讲也体现了这一目标，他表示计划以“新资本主义”为前提推进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尽早访美，活用日美澳印框架。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董贺博士基于以跨文化为内核的关系理论，探讨了东盟在区域合作和同大国互动的过程中所遵循的逻辑。她认为，东盟与它国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察：一是双方的地缘、历史和文化关系；二是双方关系网的重合程度；三是双方关系的和谐与对等程度。在此框架下，东盟的身份是多元的，可以作为中美之间的协调者、中介者和联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齐尚才博士以东盟、中国与日本三边博弈为例，探讨了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平衡与权力和平转移之间的关系，指出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国际组织具有相对于单极权力格局下更大的自主性。国际组织凭借规范性权威对崛起国和守成国展开合法性平衡，能够将它们引向合作的螺旋。国际组织的合法性平衡能力越强，权力转移期间冲突发生的可能性越低。

专题讨论第四节的主题是区域事实与理论建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权达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宋伟教授从四个方面阐释了位置现实主义理论对区域国别研究的可能贡献。其一，解释外交政策：位置性目标的冲突和合作决定国家间战略利益关系和国家的对外战略。其二，提供外交政策建议：通过准确认识国家现有的位置，合理确定本国的位置性目标，进而确定国家的盟友与对手。其三，解释区域合作：区域合作有助于提升区域成员国和霸权国的实力地位与国际秩序地位。其四，助力国内政治研究：位置性利益是整体国家利益，因此国内政策也需要服务于国家的位置性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左希迎教授指出，理论创新有赖于新事实的出现，需要关注社会事实中非常重大的问题，学术创新需要一个特定的学术共同体。他认为，理论创新存在“流量模式”，即在世界上广泛传播、被主流接受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主要由少数国家内生、创造，绝大部分区域和国家并未形成很多的社会事实，或社会事实被西方国家抢占，即使有理论创新，也常常是碎片化的。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凌胜利副教授认为，理论构建要求有大量的事实或样本、有限的解释变量、简洁的理论框架和必要的理论解释力。区域国别研究理论构建的困难在于国内政治存在“潘多拉”现象、研究人员学术训练和学术经历的缺乏等问题。应加强国关理论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交流合作，加强样本的收集比较，注重从国别到区域的研究转向，将国际国内相结合，聚焦于中微观理论的构建。

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李隽旸副研究员认为，具有地方特异性的经验与具有时间特异性的经验在转化为国家关系学科知识的过程中具有方法上的潜力。在将经验转化为知识的过程中，这些经验因其特异性而不应仅仅被当作现有理论的证据，还原和照顾这种特异性应当被当作构建新理论的方法。

专题讨论第五节的主题是区域事实与理论建构，由世经政所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李隽旸副研究员主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节大磊副教授探讨了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互相促进的途径。他认为，有三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路径有利于吸收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一是新古典现实主义；二是“第二意象的颠倒”，即国际体系层面的变化对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三是战略互动。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周建仁副研究员认为，国关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分离根源于其学科属性、研究群体、专业训练、方法偏好、成果特征与目标定位的差异。他认为，国关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融合之路在于双方各自补强，国别区域研究应强化理论与方法训练，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则需要强化对区域国别事实的跟踪。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齐皓博士探讨了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导向差异与融合路径。他认为，两者对话较少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研究困惑的缺乏，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可能在于进行代表性的国别研究，或是提出替代性解释，提供非传统的国际关系路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张伟玉副教授认为，在研究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学界的共识在于要充分借鉴和吸收各个传统学科的研究方法，争论则在于区域国别研究是否存在特殊的方法偏好和自身理论。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加强学科意识和组织建设，推动与其他领域的交叉融合，进行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

杨原副研究员在最后的会议总结中指出，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分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际关系学科的进步。本次研讨会的一个共识是，无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还是区域国别研究，发现新事实和新的研究困惑是提高研究质量的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2018级本科生杨易、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硕士生陈李逸帆供稿。综述稿未经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