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印美、印中商品贸易都将突破千亿美元，但在印度国内这两对最重要的双边贸易关系所引起的关注和激发的情绪截然不同。因为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它最大的顺差来源国，而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进口来源地，也是印度最大的贸易逆差对象国，即使2020年边境冲突后印度民间高涨的抵制声浪和政府不断加高的政策壁垒都无助扭转这一局面。因此，同样都是首度破千亿，重商主义倾向突出的莫迪政府对印美贸易提升抱持着乐见其成的轻松，对于印中贸易则心态复杂又沉重。近日印美重启中断四年的部长级经贸对话，双方似乎也充满合作的诚意。

首先，印美商品贸易目前的增长只是“水涨船高”而已，并未发生明显的结构变化。

进入2021年，随着美国和印度经济疫后复苏的步伐加快，双边贸易也表现出强劲的增势。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50%，高于同期中印贸易的增速，这其中就有恢复性反弹的因素在起作用。因为2020年印美贸易萎缩2.7%，而中印贸易却全年实现5.4%的增长。

从商品贸易的产品结构上看，美国对印度的出口产品较为集中，排名前三位的产品就占了整个进口的45%，其中原油及原油制品占比超过30%。这一点明显与中国对印出口不同，中国对印出口多是工业制成品，产品线长，种类全，排名前三的商品占比加起来都不到30%。随着经济复苏，印度对如同现代工业血液一般的原油的需求必然增加，目前国际原油价格较年初已上涨25%，这同样会引致美国对印出口的增加。

在印度对美出口中，珠宝首饰占比达到16%，居第一。该类商品在美国对印度出口中也常居前三。这是因为印度是国际重要的首饰加工基地，它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提供来料加工服务。疫情解封之后，国际珠宝消费出现井喷，在印美双向贸易中该类商品增幅也最大。占比居第二位的是药品，在印度对美出口中所占比重接近10%。在疫情冲击下，印度对美药品出口不降反升，2020年较上年增长了9%，2021年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

中印、印美商品贸易总额不相上下，但如果再加上双边服务贸易，美国稳坐印度头号贸易伙伴的地位，其他国家难望其项背。仅2019年双方服务贸易就高达540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印美之间更频繁的人员往来，印度向美国提供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以及美国向印度转让的专利和知识产权等。在印美双边贸易中，最难得的是，印度能够在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上同时保持双顺差，只是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相比，印方的顺差规模有限，直到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也才288亿美元。

其次，特朗普时期印美合作一度受损，重启印美部长级经贸对话不仅是拜登的弥合之举，中国因素亦在考虑之中。

特朗普上台后，对印美贸易中印方长期顺差且不断扩大趋势非常不满，他指责印度不愿开放国内市场，认定美国的投资和商品在印度没有享有对等的公平待遇。因此，他不仅将印度列入潜在汇率操纵国的名录，还在2019年终止了美国曾给予印度的贸易普惠制资格（GSP，这是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非对等的贸易优惠待遇）。此外，为了将更多工作留给美国人，特朗普还推出更严格的签证政策，而印度作为美国每年发放非移民工作签证最多的国家，受此政策的影响也最大。正是因为两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太大，2017年之后两国就无心再继续奥巴马时期开始的一年一度的部长级经贸对话（TPF）。

拜登上台后，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处理中美关系，中美矛盾没有缓解，但拜登明显改变了策略：一方面避免直接对抗，另一方面更重视拉帮结派，寻求同道盟友。于是，印度再度成为美国理应重视的“天然盟友”。因此，尽管印美贸易依然失衡，印方顺差继续扩大，作为贸易谈判对象的印度，也仍然态度难缠，不懂适度让步，但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还是愿意坐下来与印度重开经贸对话，甚至愿意让步以重修特朗普时期受损的印美经贸合作关系。至少美国贸易代表此次已经表示，“按照美国国会早先确立的标准，印度提出的恢复普惠制待遇的要求是合理的。”

毕竟只是一场为期两天的贸易对话，具体成果有限，双方仅答应对特定农产品给予更方便的市场准入，更多更具体的问题将留待下一年的新一轮对话解决。但在双方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有一些原则性表述却分明摆明了要与中国切割的态度，比如特别强调要在“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之间”建立一个透明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要在“志同道合者之间”建立安全可靠的供应链等。问题是，它们能确定，脱离了中国，这些话不是空言吗？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