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当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而回顾和总结四十年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宝贵经验、展望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发展前景，也成为了时代赋予国际关系学者的重大使命。

11月15日下午，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复旦大学联合主办，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承办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论坛：中国与世界关系”在复旦大学举办。作为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十六届（2018）学术年会的分论坛，论坛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组织，邀请来自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参会作主题演讲，并就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展开交流和讨论。

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市社联副主席陈志敏教授出席论坛并致辞。陈教授提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既是历史命题，也是现实命题。历史上，中国作为相对稳定的中央王国维系以王道和霸道相结合的“天下”秩序，近代以来随着这个体系秩序的变更，开始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中国的成立解决了站起来的问题，成为了现代中国与世界关系重构的开始。在改革开放中国富起来、阶段性强起来后，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看待当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一向反对单一国家主导的自由霸权模式或榨取式的完全支配的霸权模式，我们寻求的国际体系新模式必须遵循三个原则:主权国家平等原则、开放原则和共赢原则。而在这样一个体系中，中国要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不干涉他国内政、不违背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挥引导作用。陈教授结合自身参加巴黎和平论坛的经历指出，当下在国际重大问题上，中国的发言权依旧有所欠缺，这就需要我们的学者积极思考、归纳、总结、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声音，而此次社联论坛便为各位优秀的学者共享研究成果提供了良好契机。

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会长杨洁勉教授作题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同世界关系轨迹的初探”的报告。杨教授结合过去半世纪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总结了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主要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与走向世界阶段，中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开始集中精力解决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交流的问题。其三是政治原则和经济开放阶段。中国将将和平与发展视为世界的两大主题，并总结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原则。同时，中国与世界关系开始向纵向发展，强调维护我国海外权益、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与此相应的是，中国也开始注重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更加积极地提出中国理念与中国方案，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杨会长提出，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下，研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当其时。广大国际关系学者不仅仅要有批判性思维，同时也要积极总结中国外交的成功经验，增强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的发言权。中国学者不应该唯他国学者马首是瞻，不要紧紧跟随学术热点，而要沉下心来，研究中国自己的外交理论。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正毅教授以“世界体系下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为题作报告。王教授指出，要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首先必须对“世界”的概念有一个清晰地认定。在他看来，我们眼中的“世界”特指起源于欧洲，然后逐步向外扩展的以资本运营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主要经过了三个阶段，其一是1500-1700年荷兰商业霸权阶段，其二是1750-1945年重商主义国家相互竞争、以英国为主导的阶段，其三是美国主导下的世界体系阶段。当下仍处于第三阶段，主要具有四个特征：体系涵盖范围更加广泛、国家制度选择更加多样、国家间竞争更加激烈、体系转折点更加不确定。而根本而言，这一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在于其核心-边缘国家体系特征。王教授提出，中国事实上具有双重身份，相对非洲、拉美是核心国家，而相对欧美则则还不是中心国家，这造成了中国身份自我定位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在步入核心区过程中面临所有既有核心国家的排挤和竞争，另一方面中国也不愿意将自己视为边缘区国家。在这样一个步入核心区、身份认定存在困境的过程中，对中国体系身份的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王教授认为，新中国体系身份的变迁可以划为三个阶段：一是1949-1978年的对外三个世界理论；二是1978-2012年的追求经济发展、外交韬光养晦的阶段；三是2013年以来对外提出中国方案、对内追求高质量发展阶段。而当下，最重要的是确立我们的国家战略目标，为此主要面临四大挑战：国家生存和发展空间维持和拓展的挑战、中美之间竞争世界话语权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和地区合作何以延续的挑战、提出全球治理方案的挑战。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朱锋教授围绕“四十年的中国外交战略：变革与转型”展开讨论。朱锋教授认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如此艰难，主要出于三个因素：其一是中国的历史因素造成的中国身份认知与世界定位的复杂性；其二是发展因素造成的认知定位与实际发展的不匹配性；其三是将独特的中国道路和世界多样性世界经济实践相联系的困难性。这种困难的本质，其实还是要确定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不断探索的过程，恰恰是中国不断发展的过程；当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得以厘清，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也必然就已经大大提高。而要解决这一困难，主要需要解决三大问题：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动态定义，外交战略选择和对威胁的认知与认定，以及大国崛起的路径选择。十八大以后，我们在上述问题上的认知开始全方位调整，从和平崛起开始转向全球融合，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兴大国关系等具有全球眼光的中国理念，成为世界新秩序的引领者和贡献者。我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成就，但也成为了成为世界利益矛盾冲突的焦点环节。崛起不仅仅是荣誉，也为我们带来了风险。要与当下前所未有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外交实践更好匹配，学者必须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上下更多功夫。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教授以“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能力与目标”为题，围绕中美关系和联合国体系两大问题展开分析。就中美而言，二者当下的矛盾事实上是双方合理理性认知的冲突造成的。在美国角度上，中国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美国利益，美国就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中国；在中国角度上，世界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容忍中国成长，中国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融入世界体系。尽管在两国角度上，其认知都是理性的，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就很容易导致体系性的大规模碰撞。两者之间的认知矛盾能否调和关乎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命运。就中国方面而言，我们需要认识到三点：其一，美国的霸权体系自身也在走向衰落、不能适应的状态，美国债务和经济空心化、国内经济不平衡性造成其支撑霸权的能力下降；其二，世界事务比原本更为复杂。原本公共产品的数量、质量、种类已经难以满足当下的需求，为此美国开始减少公共产品供应，不承认霸权义务，并将霸权和美国能力之间在责任和威胁上的矛盾转移到中国；其三，我们必须明确中国自身的战略目标，以避免中美两国都出现能力和目标的错配。在黄教授看来，当下中国的战略目标主要在于四点：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实现中国和亚洲大中小国关系的正常化，在质量、结构、规则、体系等多方面实现经济现代化，以及正确处理在一个体系下不同制度的国家的相处难题。我们要结合自身的实际能力，以大化小、量力而行，分阶段、逐步地推动上述目标的达成。就联合国体系问题而言，黄教授概括称，相较于联合国创始之时，当下的和平环境下要实现联合国体系向着有效全球治理方向的变革更为艰难。联合国制度改革关乎全球治理，进而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达成，我们的理论界、政策界对此问题必须深入思考。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执行院长苏长和教授探讨“世界政治转型期的中国与世界关系”。苏教授主要分享了他在四个问题上的观点与研究成果。首先是世界政治转型期出现的不同世界观之间的选择问题，例如选择本国优先还是命运共同体，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推出多边合作机制还是改革和发展多边合作机制，保护主义还是开放型世界体系，结盟对抗还是对话伙伴，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共生，全球化还是开放的恐惧症等。世界当然已经不可能回到封闭孤立的状态之中，但是未来怎么发展很多人还不确定。其二是转型期的四大主要矛盾，即人财物智国际流动的增加与国家治理准备不足之间的矛盾，国内制度现实中的多样性、多变性同全球治理所需的国内制度的稳定性、支撑性之间的矛盾，主权制度体系内在的排他性同各国之间日益增加的关联议题关联权利所需要的合作性之间的矛盾，以及排他性集团的二元对立思维同新型国际关系建设所需要的包容思维之间的矛盾。第三是世界政治转型期的内外关系问题。就各种体系与世界秩序的相互关系而言，与世界秩序相对立的体系主要包括殖民主义体系、霸权体系等排他性体系，这是我们所反对的、不可选择的体系模式；而与世界秩序相统一的体系主要包括平等的联合国体系、内外不相互否定的合作协商体系以及互联互通下的新多边主义体系，这为我们建构新的内外关系模式提供了借鉴。第四是中国处理中外关系、建构新型国际关系的原则问题。在苏教授看来，我们至少应该遵循体系性原则（尊重联合国主权体系、共同价值体系，推动跨地区对话和联系）、结构性原则（避免大国间结构性对抗，推动大国之间的内外联系）、行为性原则（即倡导并践行增量、包容、结伴、兼容等新的行为规范）等三大原则，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最后，苏教授总结称，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积累了很多经验，对于探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建构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不同国家在处理与世界关系上都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我们也要关注其他重要国家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可以从各方面取长补短。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徐以骅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玉刚教授等参与了评论。徐教授高度认可与会学者丰富的学术涵养、高度的提炼能力和宏观的战略视野；陈教授则针对可能存在的将中国和世界隔离开、主客体化造成的理论误区进行了阐释。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在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也在坚持我们自身的独立自主，并为体系贡献很多价值、很多理念，比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原则等等。只有将融入和我们自身的主体性等量齐观，我们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上的认知才能更加全面、更符合过去四十年的成功背后的逻辑。

随后，就复旦国务学院张骥老师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问题，黄仁伟教授回应称，最初一带一路倡议是作为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提出的，但是现实发展为其赋予了更多地缘政治和体系性意义。这就要求我们深化定位一带一路倡议。在认知过程中，我们必须解决五大问题：项目输出与模式输出的严格区分、有效回应西方将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投资和援助贷款视为扩大势力范围的地缘政治工具的指责、不干涉内政原则和控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风险的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性，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嗣后，与会学者围绕在座师生所提出的中国的开放度和政策透明度、中国希望中的国际体系模式、中期选举对中美关系的影响、高新技术发展与国际体系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与世界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在热烈的氛围中画上圆满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