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网信办4日发通报，因违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下架滴滴出行APP，凤凰秀记者5日在北京使用“滴滴出行”叫车，APP仍正常运行。滴滴平台的司机接受采访时称担心未来订单量会减少，但也不愿意自己的信息被过度收集。凤凰秀“华闻大直播”栏目就此次滴滴事件采访了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孙立坚教授，发展研究院根据采访视频编辑整理成下文，并经孙教授审阅补充，供读者参考。
在滴滴赴美上市后的第五天，官方以严重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为由勒令滴滴下架整改，您如何解读滴滴的上市节点？您对整个事件又有何观察？
孙立坚：关于滴滴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上市，主要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点：
第一，美联储现在还处在一个宽松货币政策的过程当中，但是随时有可能加息或者是退出QE（量化宽松），无论怎样的选择都可能带来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减少，从而导致股价估值向下调整，所以，在美联储作出政策调整之前，滴滴趁现在流动性宽松、估值较高的市场时机上市，从其自身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滴滴可能出于现在中美关系复杂化的考虑，也就是美国即将出台一个针对中国的全方面的特殊管理的政策，这对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准入条件会和其他外国公司在AR市场上市的条件不一样，这就使得滴滴集团想抓紧末班车，以避开这种不公平待遇的发生，这也是处于其自身利益的考量。
第三，滴滴这类平台企业，现在处在全球经济走出低谷后迎来的新的数字经济时代的头部阵营，所以，他们的市场和业务模式被全球金融资本看好，尤其在疫情影响经济下行的环境中，他们逆流而上的去中心化的流量模式更是被美国投资者看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标的，所以在美国上市，滴滴的市场估值较高，这对它的融资和业务的进一步扩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再加上国内的流量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类财富或者说市场的蛋糕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小，利益也在下降，从金融市场寻求金融资本的投资赞助，对于滴滴未来进一步做大做强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滴滴一旦启动了这个阶段的上市过程，对比中国香港和美国，还是美国的ADR市场性价比更高，这也是它要抓紧时间完成上市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滴滴的商业模式，是体现中国未来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模式，是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个数据掌握在谁的手中，如何进行信息披露，不仅关系到中国消费者的自我隐私的利益保护，也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利益保护，所以今天国家正在及时加大监管力度。监管部门曾多次找到滴滴，让他们注意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在如今复杂的中美关系下，要求他们放缓在美国上市时的战略选择，但是滴滴没有顺应监管部门的要求，反而根据自己集团的抉择开始了海外上市，尽管他们很低调，但从结果上来看，它确实是跨越了监管部门，不顾监管的要求做出了这样一个逆势而上的选择。
这样的场景也提醒了我们一个“大而不倒”的问题，就是一旦消费者的生活便利性已经和他们这种流量经济的平台企业的商业模式紧密相关的时候，他们今天做出的只考虑企业利益而不顾消费者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的选择，最后会让消费者和国家受到严重的伤害。当然在中国的国情下，不可能让企业牺牲国家利益来获得企业利益的成功。所以，领导思维模式的格局不大，预估不到博弈的结果还一意孤行，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的“大而不倒”带来的企业道德风险的问题，这样的企业在中国也是走不长远的。
另外，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之下，滴滴选择在美国招募IPO，而非在香港或者内地，您怎么看待这一行为？您如何看滴滴回港二次上市的可能性？
孙立坚：为什么选择美国上市而不是选择内地和香港上市，我想除了刚才讲到的美国的投资者对滴滴的估值较高，让它能够有一个较低的融资成本从而取得上市的成功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对海外企业在美上市开辟了另一条渠道，也就是一个叫ADR的市场，这个市场的准入门槛较低，只要求你信息披露得完全。
滴滴的核心竞争力是在于它所掌握的众多渠道业务所形成的大数据的无形资产，这个无形资产也是我们国家高质量发展中强调的数字经济、数字科技的核心元素，如果今天企业为了自身在美国获得一个好的性价比，顺应其信息披露的要求而以付出这份大数据为代价，这样一个核心竞争力因此可能会受到美国方面控制的话，那么尽管这个选择有利于企业的眼前利益，也会伤及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家对于这类企业在海外上市的监管力度会越来越强化。如果我们的这些平台公司只考虑到自身的利益，而没有顾及到国家利益以及消费者数据安全的利益保护的话，可能未来到海外融资的代价也会越来越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具有先发优势的核心企业都要注意到现在中国国内的市场才是他们最好的赛道。因为我已经讲过了，他们现在成功了的流量模式，恰恰是只有在中国的人口红利背景下才能够形成如此强大的利润增长，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是他们发展的最好时机，我想他们一定不会为了短期的利益而放弃自己长远利益的增长，所以，他们回到内地或者去香港二次上市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美国今天对海外公司在美上市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政策，也会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也就是说这类中国核心的中概股，今天要回归中国的资本市场，尽管他们从有形资产的上市条件来讲，确实不具备比较优势，但是通过他们未来的成长，可以给未来投资者的利益带来一个增长的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也应该给他们更多的融资渠道回报给中国的投资者。而现在我们的科创板正在尝试用注册制的方式来改善中国企业的融资环境，我想将来针对未来中概股回归中国市场，制度的完善和优化也会不断地向前推进。
有网民调侃滴滴出行是一款比你另一半还了解你行踪的软件，您认为这种“超级数据库”意味着什么？是否会构成风险？继滴滴出行app被下架后，运满满、BOSS直聘等涉猎不同行业的app也将面临网络安全审查，您认为互联网+新经济模式的快速发展，会催生出哪些隐患？
孙立坚：针对这个问题，我前面也讲到，因为他们今天的业务模式是来自于中国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人口红利的市场，也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已不再是过去那样都用于解决温饱问题的消费，而是留下了一定的储蓄，我们把它称为“明天的钱”，所以今天，他们利用数字科技（如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力量，让老百姓花少量的钱也同样能够体验到想要的商品和服务。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网民的市场，每个人花一点点“明天的钱”，而不影响明天的生活质量，甚至是“今天的钱”在解决今天消费的方式上，把更多的比重放在了线上消费，节省下来的钱又能够更多地增加线上的流量。那么这种流量消费的模式给这类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是这样一个高收益的背后也酝酿着高风险的隐患。这种隐患具体表现在数据确权的问题上，尤其是那些靠大数据生存而在海外上市的企业，他们的复杂性就更加不可言喻，如果外方只要通过正常信息披露的要求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大数据，就能够挖掘到数据的内涵，而数据的内涵有能够反过来分析出中国市场的活力和生存规律，甚至是我们资金的动向，那么这就牵涉到中美之间的国家安全问题了，这个漏洞需要国家及时地强化审查、加以干预，这种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和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是不可或缺的，这类超级数据的隐患，我们把它称为国家安全的隐患，是流量平台无法顾及也不愿顾及，或者是无法管控的风险，已经上升成为了系统性风险。
所以未来数据的确权和保护必须建立成为国家的共识，企业只有把其商业模式中涉及到的安全利益纳入到企业利益的自身考虑，我们才能看到未来的发展，不仅企业会获得长远发展，国家也会由于企业掌握了今天最有竞争力的赛道而得益，消费者也会通过企业提供的普惠赛道而享受到恰到好处的商品和服务，这会是一个三方得利的结果，而数据确权没有做好的话，就会是一个满盘皆输的局面。
现在的数字平台效仿早期中概股企业的上市模式，需要尽快增强自身的社会责任感，要考虑到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否则企业未来的发展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也相信，这类创新性企业，过去肩负着国家改革创新的重任，实现了企业自身的辉煌，我想它们将来也一定能在如今这个复杂的环境中补上国家安全这一课。就像我们的电商平台，前期走了点弯路，但现在很快认准了正确的方向，国家也不断给予他们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让他们拓宽发展，所以政策红利和有作为的商业模式结合在一起，未来就会形成国家、企业和消费者这三者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不可估量的红利。
您对整改互联网经济衍生出的网络安全问题又有什么建议？
孙立坚：最后做出一个政策建议的话，就是对于国家来讲，数字科技的发展模式和数字金融的业务模式出现颠覆性的创新和改变是势不可挡的，这给我们的监管部门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尤其是企业底层技术的去中心化的能力。如果企业家没有足够的社会责任感，而我们的监管部门又不能与时俱进地应对这场去中心化的市场挑战的话，可能我们今后会付出一些惨痛的代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各个职能部门都应该要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即使现在做出了政策上的干预，但也希望通过监管科技的力量更有效地帮助企业做好普惠社会大众和保障国家安全。另外，企业自身的转变，除了上市前企业追求自己发展的空间，强调利润的最大化，强调员工和公司领导层的激励，到上市以后，把重点放在投资者的保护上，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强调公司的治理，甚至企业认为到海外上市也是提高公司治理的一种方式，这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除了这两个利益，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今天又处于中美关系复杂化的风口浪尖上，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大企业情怀也要尽快建立起来，否则，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企业发展到这个时期，都会因为目前这样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出现的新的风险而耽误我们的前程，浪费我们过去积累的宝贵的发展资源，所以，我觉得我们企业家的格局，要上一个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