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美关系出现一些混乱的信号：一边是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的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财政部长耶伦重启对话，传递了中美经贸关系缓和的信息；而另一边，美国不仅全面加大对华科技制裁力度，还以意识形态挂帅推出抗衡中国的一揽子法案——《2021年创新与竞争法案》，并召集盟友吹响“制华联盟”的集结号。中美关系在经历安克雷奇会晤后，到底将走向何方？

目前而言，中美关系总体气氛与特朗普政府后期相比有所改善，美方在特朗普时期近乎疯狂的对华敌视态度也有所收敛。然而，中美经贸对话的重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关系回暖，反而是美国既不想完全放弃对华经济利益，更要腾出手来强化对华战略制衡的策略选择。可以预见的是，拜登政府对华遏制政策将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

在对华关系定位上，拜登政府提出把管控对华关系作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更加突出中国挑战的首要性和唯一性。在方式和手段选择上，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鹰派立场，更由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单边孤立主义向推动形成多边结盟的战略转变，即以竞争战略为总纲，以三“C”（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对抗confrontation）为策略，以同盟战略、多边体系、价值观外交为“三大支柱”，在价值观、科技主导权、多边经贸等问题上与盟国协调对华立场。

近年来，美国一直渲染中国在科技领域的挑战，甚至提出已迎来新的“斯普特尼克时刻”。美国朝野在应对科技竞争和全力围堵中国科技发展方面已达成高度共识。但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将从特朗普时期的 “地毯式轰炸”转向“精准打击”，通过“小院高墙”的技术管制+“规锁战略”对华保持高压态势。

为确保在少数关键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美国还与领先国家拓展《瓦森纳协议》。美国与欧洲着手建立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组建“去中国化”的供应链联盟和技术联盟，并通过强化意识形态叙事，利用价值观和人权等问题将经贸技术问题政治化、泛国家安全化。中美科技竞争滑向“科技新冷战”的风险日益加大。

此外，美国想通过重新塑造国际制度以规范和约束中国，阻止中国参与并主导国际规则制定，试图将中国排除在“规则圈”之外。经贸、科技，甚至气候变化规则博弈将成为大国博弈的前沿。

在经贸规则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21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20年年度报告》就明确强调将通过全面战略和制定路线图，解决中国的所谓“非市场经济性胁迫或报复行为”。重归多边的拜登政府力图重新主导WTO的意图极为明显，西方国家正围绕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劳工、环保、竞争中立等重要议题寻找突破口，结成为华量身定制的“议题联盟”。

在科技规则制定上，美欧等国一面加紧争夺国际技术领导权，另一面不断强化所谓中国科技“威权主义”、“破坏规则”的国际认知。拜登政府强调不允许中国参与制定技术标准和规范，未来西方国家势必加大对华科技压制，阻断中国科技企业海外拓展，构筑更加强硬的市场准入和技术壁垒。

在气候变化和碳减排规则上，尽管中美存在合作空间，但随着“碳中和”主导国际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未来美国势必也会将碳减排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挂钩，施压中国履行“大规模追加措施”，利用气候问题牵制中国发展。

当前国际地缘政经格局正印证布热津斯基20多年前的担忧。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与中美关系转向既是这一历史大背景的产物，也是这种历史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双方在经贸、市场、资源等问题上的利益平衡，而是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的方向选择问题。美国的战略是“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在美国的鼓动和胁迫下，其他国家被迫选边站队，未来中美博弈势必演变为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竞争甚至对抗。对此中国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谋划与政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