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前，全球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了重大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和动向，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因而面临新的内外政治形势特点，客观上要求国内学界不断强化相关研究。在此背景下，本刊邀请俞正樑、秦亚青、郝叶力等九位国内知名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他们认为，该议题的核心意涵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及对中国全球治理观进行全面的创新性研究等重大问题，但现有国内外研究成果偏重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西方国家利益，其思维模式和实践路径均无法适应新出现的大变局。鉴于此，国内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时必须打开新视角，必须体现出东方智慧：一方面在“变”“改”“建”过程中努力处理好“四大关系”，即新与旧、中与西、宏观与具体以及学术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为构建全球治理新格局提供智力支撑；另一方面还应当尽可能从学术的角度来表述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借用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对政策概念进行话语转换，以获取更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可和支持。

2021年3月7日，俞正樑、秦亚青、郝叶力、苏长和、郭树勇、陈志瑞、刘贞晔、徐进和阙天舒等九位国内著名学者围绕“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学术研讨。大家直面后疫情形势下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深刻阐述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点与难点，同时还就“中国学派”关于全球治理研究的方向与路径提出了建设性建议。现整理摘编如下：

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发展背景下全球治理的新机遇新挑战

俞正樑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的核心意涵涉及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及对中国全球治理观进行全面的创新性研究等问题。这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必然承担的大国责任和担当，适应了新时代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需求。这一研究要解决一系列重点与难点问题，要进行系统性集成和创新，要从哲学、理论、观念、战略、制度、规则、倡议、行动、策略到挑战、障碍和突出问题进行剖析和建构，使之汇成一个有机整体。目前，全球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了重大发展，国际格局也有了重大变化，全球治理因而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去美国中心化”趋势、欧洲战略自主趋势、新兴经济体崛起趋势、跨区域化及区域化和次区域化趋势、创立全球新合作机制需求趋势等，积极参与其中，努力使其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

二、时代背景变化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发展研究的难点和建议

秦亚青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外交学院原院长、教授

世界百年大变局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出现许多新的因素，可能对全球治理的方式、路径甚至理念产生极大影响，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此背景下，我们一定要对现在形势下的全球治理问题有一个极为清晰的理解，然后才能在符合中国现有需要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成为全球治理最大的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也断定新冠肺炎疫情是联合国建立以来面临的最重大挑战。这清楚地说明，当今世界最严重的疫情威胁已经具有了最充分的跨国性质，这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现实既构成了威胁也提供了机会。

三、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要抓住新变量、打开新视角、构建治理新格局

郝叶力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少将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研究要真正抓住痛点、难点和亮点，应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抓住新变量；二是打开新视角；三是构建治理新格局。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避免掉进三个“陷阱”之中：一是中西对立的“陷阱”；二是自说自话的“陷阱”；三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陷阱”。

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要抓住“变”“改”“建”

苏长和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要抓住“变”“改”“建”三个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全球治理格局的转变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新挑战都是在围绕着“变”，因此，我们一定要通过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来认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其次，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技术参与、机制改革、价值引领、绩效评估研究都是在围绕着“改”和“建”，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参与其中才能有效维护我们不断增大的国家利益。

五、后疫情时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的四个政治环境特点

郭树勇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进入2021年，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面临着新的内外政治势特点，需要我们研究时加以把握。

总的看，过去几年的“美退、中进”态势将在未来转化为“美进、中进”态势。这样，我们就需要深入研究如下重大问题：在全球治理体系领导权重置和体系建设的总格局中，美国的“返群”多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进”？中国的“进”与美国的“进”有多大的重叠性、互补性和错峰性？中国在保持“进”的总格调的同时如何实现“进中有退”和“退中有进”？以及中美两国如何在共“进”中实现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作出贡献？

六、准确把握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究中的若干关系

陈志瑞 《外交评论》执行主编，外交学院教授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此时，我们对其进行宏观把握和深入研究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正当其时。笔者认为，在其主题与逻辑结构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

七、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究要注意克服几个难点

刘贞晔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与建设研究主要存在四个难点。第一，我们如何在理论上把握全球治理内涵的演变。目前，中国国内的话语大有以全球治理代替国际政治、以全球治理秩序代替国际权力政治秩序的趋势，因而开始赋予全球治理以原有国际政治的重要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定全球治理恰当的功能是一个难点。第二，当今全球治理舞台上的话语在涉及到治理方式问题时很多情况下都出现了“中国之治”和“西方之治”两套不同的表达方式。从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原理出发，全球治理舞台由于世界政府的缺失，各个国际行为体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方案作为其全球治理理念的外化表达形式不尽相同，因此彼此间如何互鉴互商、在治理价值理念之间如何获得共识则成为一个难点。第三，从全球性危机的角度还是从人类面对的所有国际性议题来看待全球治理也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一个难点。我们在研究全球治理时不仅需要厘清全球治理究竟是国家间权力政治失灵之处的补充还是全球治理本身就是当今时代国际合作的全球舞台，而且还要搞清楚冷战后国际合作的基础在大变局时代背景下发生了哪些变化及其对全球治理的现实可能性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第四，中国的影响、角色和作用如何发挥，中国治理理念、治理价值、治理方式、治理方案包括中国为全球治理投入的资金、人才、公共产品在当今时代需要怎样具体设计并落实？二战后，美国通过建立一系列全球多边机构将其治理价值、理念和力量投放至全球各个角落，今天我们面对的依然是这套美国主导下的多边秩序。如果要在全球治理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我们不仅要理性面对既有的全球多边机制和秩序，而且还要考虑如何将自己的治理理念、方式和力量嵌入其中的问题。

八、努力搭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学基础理论框架

徐进 《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主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各国合力应对挑战、扩大共同利益，共护和平、共促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逐渐在多个全球性治理平台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国际卫生治理等多个治理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与智慧。

九、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研究的三大学术任务

阙天舒：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研究”首席专家当前逆全球化潮流的抬头极大地冲击了全球治理格局，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设置贸易壁垒、无视全球治理责任，等等，严重恶化了全球治理矛盾和困境。其结果是，从国内发展到周边环境再到全球秩序，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渐成常态。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层叠交错，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不仅大大增加了各种风险，而且也导致当前全球治理体制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如今，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全球治理最重要最急迫的问题，世界局势中的不确定性及其所导致的不稳定性因而愈发凸显起来，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后疫情时代下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反思和推进。在此背景下，全面理解百年大变局的内涵与缘起，准确把握百年大变局过程中中国国内政治、区域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动向与趋势，从而通过完善全球治理新旧动能转换的实现路径、机制构建与价值导向，积极参与未来全球治理体系的转型与升级，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现实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