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不断出手，维持甚至加大对中俄的遏制和打压力度，这使国际战略学界有关中俄深化战略协作、联手制美的分析越来越多。在此过程中，中美俄“大三角”的分析框架再被广泛提及。而要想深刻理解当前中美俄关系的态势，首先就需厘清这个“大三角”的构成条件、主要特点及发展趋势。

为何“大三角”关系仍在

20世纪90年代，中俄都曾努力发展对美关系，“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消失论一度泛起。而判定大三角关系是否依然成立，要看是否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战胜另一方或两方。中美俄均为独立自主的世界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都具有在陆海空天网等战略领域开展全面竞争的综合实力，其构成的必然是能影响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大三角关系。

二是任何一方与另一方或两方在根本利益上存在结构性矛盾。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维系世界秩序主导权，而中俄都谋求实现国家和民族复兴，但这被美国一些精英认为是严重冲击美国霸权地位。中俄与美国的矛盾均为称霸与反霸、崛起与反崛起、遏制与反遏制、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等结构性矛盾，相互妥协空间有限。这是有别于“大三边”关系的突出特征。

三是任何一组双边关系都对另外两组双边关系影响巨大。中美、俄美、中俄关系都对另外两组双边关系影响巨大。三对关系具有互动性，中俄加强合作对中美、俄美关系具有牵动和制衡作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中俄深化战略协作应对美国霸权围堵，将是大三角关系的基本走向。

呈现哪些特点

在此基础上，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美国明确将中俄同时作为“主要战略对手”。中美实力差距加速缩小，被美国反华鹰派视为全方位挑战，成了所谓“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及强势外交令华盛顿愤怒，被视为“主要安全威胁”。拜登政府上台后的外交运筹正是紧紧围绕拉帮结伙围堵中俄展开的。

第二，中美俄大三角关系深刻影响世界秩序重构。美国是世界霸权秩序的守成国，中俄是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世界新秩序的新兴国。中俄与美围绕是促进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尊重文明多样性，还是护持美国一家独大、称王称霸的霸权秩序陷入战略博弈，将直接影响世界秩序走向。

第三，因中美经济和技术等领域高度融合，美国对华“脱钩”将付出沉重代价。而且中俄联手应对美国的战略需求稳定持久。俄美曾在苏联解体初期以及美反恐战争期间经历过两次相对蜜月期，在梅德韦杰夫任总统时经历过关系“重启”，但核心战略利益结构性矛盾和对抗性战略文化决定了两国难以长久亲近。而中俄关系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建立在战略处境广泛相似、战略理念广泛相通、战略利益广泛相近的基础之上，具有强大内生动力。加之美国同时对中俄进行遏制围堵，中俄在大三角关系中联手对美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大三角”博弈会终结吗

从中美俄三方各自的根本利益以及力量对比等方面判断，中美俄大三角关系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首先，中俄进一步走向“经济、安全、政治一体化合作”。美国在经济上压不垮中国，在安全上压不垮俄罗斯，因此注重以安全手段破坏中国经济、以经济手段破坏俄罗斯安全。美国一边打压中国经济，逼迫他国背离自身利益做出所谓“远离”中国的选择，试图以此孤立和加剧中国国内经济与社会压力，破坏中国政治稳定。与此同时，美国通过推动盟友体系加大对俄制裁，企图造成俄企业处境艰难、国家财政雪上加霜、军力发展资金匮乏、社会问题加剧，进而为对俄策动“颜色革命”寻找机会。面对共同战略挑战，中俄仅加强经济合作或安全合作对任何一方而言都是弱项合作，未来更趋向于加强“经济与安全（政治）一体化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其次，中美俄在欧亚大陆的战略博弈日趋激烈。欧亚大陆是世界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发展潜力最大的地缘战略板块。世界绝大多数国际热点在欧亚大陆，而其背后又往往都有美国身影。中俄维护欧亚大陆和平稳定，推动欧亚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有望直接削弱美国的全球霸权，维护中俄共同周边地区的安全稳定。针对美国制造和利用欧亚热点、强化其盟国体系、迟滞欧亚大陆一体化、从东西双向对中俄进行战略挤压的企图，中俄必然深化“一带一路”与“大欧亚伙伴关系”对接合作，努力提升上合组织在域内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上合组织加强多边合作和形成更多共同价值理念，并将其推广到欧亚大陆更广大地区。

最后，中国战略文化将终结“大三角博弈”。中国的义利观具有不武不霸、包容开放、同舟共济的特点，有利于推动世界摆脱西方二元对立模式。基于此，中国提出与美国霸权主义迥异的主张:安全上由绝对安全模式变为互保模式，经济上由垄断模式变为互利模式，文化上由冲突排斥模式变为包容互鉴模式。在中国战略文化特别是义利观影响下，中俄有望实现政治上高度默契、安全上高度互信、经济上高度融合、文化上高度互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国家继续发展壮大，世界多极化继续向前推进，最终将迫使美国放弃对世界秩序垄断权的诉求，届时也将是中俄与美国结构性矛盾弱化以及中美俄大三角被中美俄“大三边”关系取代之时。

（作者是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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