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何去何从?——郑永年等著名学者谈中美关系
2021年04月24日  |  来源:BRGG  |  阅读量:2215

4月22日,由中国南海研究院主办的以“当前中美关系—挑战与应对”为主题的学术沙龙在海口举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黄仁伟、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和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副会长孙贤胜应邀做客我院学术沙龙。该活动由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士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共同主持。来自海南省直有关部门、高校、智库及企业的代表约150人参加交流互动。郑永年等学者分别就中美关系的现状、拜登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战略、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及有效应对等话题作了精彩发言。摘要如下,以飨读者。

郑永年认为,当前中美关系无疑已经进入全面竞争时代。中国对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以及可能面临的挑战应有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并通过坚持开放和强调规则制定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郑永年把过去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总结为“四分”和“四全”策略。“四分”指“四个分化”,即分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分化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分化“中”(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和“华”(港澳台中国人及海外华人)。通过“四分”,美国试图从内部分化中国。与此同时,美国也试图通过“四全”策略从外部遏制中国,即动用全政府、全社会、全方位、全世界的力量与中国竞争。

郑永年对当前中美关系有四个基本判断,一是中美已进入全面竞争时代,包含从合作、竞争、对抗、冲突四个方面。二是美国企图阻止中国成为真正的海洋大国。美国不但强化其与印太国家的关系,利用南海问题牵制中国成为海洋大国,还试图利用中国与俄罗斯、中东国家越走越近的同时,挑起穆斯林与中国文明的冲突。三是台湾问题可能成为挑起中美战争的导火索。小布什政府以后中美在台湾基本形成了“共治模式”,即共同管理模式。如今美国公开支持和纵容台湾独立运动,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和棘手的问题。四是美国已经开始进入“后基辛格思维”。“基辛格思维”是把世界变成“中美俄大三角”。美国尽管将俄罗斯看成威胁,但在内部对俄罗斯的定位只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并不足以对美国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构成威胁,只有中国才有力量对美国构成真正的威胁。而“后基辛格思维”则是将印度替代俄罗斯,即形成“中美印大三角”。此外,美国若要和中国搞冷战,就需要一个新抓手。冷战期间,美苏的抓手是核武器和太空。现在的抓手是人工智能,尤其人工智能军事化。

在此背景下,中国一是要对美国进行清单式的研究,尤其是对美政策上的研究,应搞清中美之间要什么样的“竞争合作关系”。二是要开放,利用资本市场,用“资本”对“民主”。当前中国还有不少领域没有开放,若能进行全面深度的开放则可改变世界资本的流向并分化美国的力量。三是要适应“后基辛格思维”,不要拘泥于中美俄的旧思维,也要关注印度。印度是美国印太关系的关键,与日本、澳大利亚共同成为美国安全体系的一部分,一旦印度准备好配合美国,对中国的海上封杀就会形成。印度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要坚决遏制,但也要克制不要陷入无限的冲突,未来的对印政策还可以考虑俄罗斯的角色。四是要认识到台湾问题只是一个短期挑战,而南海却是长期挑战。在中美竞争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中国要转变为规则的制定者,即便是国内大循环也要把规则统一起来,走向国际,与美国进行规则竞争。中国要通过规则向世界表明,中国与西方是可以对接的。

黄仁伟以“战略相持”来定义中美关系目前的状态,即美国的霸权周期和中国的崛起周期重合。他认为,两国关系目前处于最艰难和最关键的阶段。当前,美国的霸权正在走向衰落,美国霸权衰落和美国衰落是两个概念,霸权指的是它在全世界的领导力、影响力以及塑造能力等。所以美国霸权战略在未来30年,即2020到2050年是一个下行阶段,而中国在2020年到2050年是上行阶段,未来三十年的基本特征为“上行下行并行”,前十年的情况又决定了未来三十年。“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美国把中国作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头号战略危险来源、头号“修正主义国家”,形成的战略竞争特点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制度性、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战略竞争合作关系,合作服从于竞争,竞争有时还会服从于对抗。从中美力量对比上看,美国的力量在走下坡路,但是它总体上强于中国,即下降中强于中国,而中国是上升中弱于美国。

尽管美国在科技、军事、软实力里的舆论这三个领域十分强大,但也有不可克服的弱点:一是债务限定了美国全球霸权的能力,美国现在的债务已经超过了GDP的120%,经过疫情以后达到了130%,近一两年可能会达到150%;二是美国内部的种种分裂,包括了种族、宗教、贫富、党派、联邦与州之间等。2020年到2021年初的大选,是美国分裂的一场预演。今后所有的分裂都将暴露出来,这类预演不会爆发内战,但会反复出现;三是美国指挥盟国体系的能力愈加有限,和过去已有明显区别。以上三点足以限制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冷战甚至热战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也有难以遏制的方面,如市场优势、制造业基础设施优势和举国体制优势。

未来十年内,中国可能会面临反华联盟对技术与规则的锁定,金融货币领域清算系统的拒止,周边热点问题联动威胁边海防,内部物质和精神危机导致动乱,台湾问题等诸多重大危机和挑战。不过中国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一是中国市场对世界经济带动能力大幅提升;二是“一带一路”把世界的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全部改造、重新塑造;三是世界货币体系可能会有大的调整,美元内含价值不断减少,无法支撑这个体系;四是中国新的人口红利将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五是两岸统一的时机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成熟。

朱锋认为,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中国的崛起必将面临诸多外部挑战,中美全面战略竞争不可避免。中国要有忧患意识和应对准备。相比于特朗普时期,拜登时代的中美关系发生了质变,经济、科技和市场对中国关门,政治上对中国全面打压,战略上对中国深度遏制。当前,美国在战略上处于对接完全脱钩的状态,对中国的战略转型是整个国家机器的转型,是整个国家安全战略体制的转型,一旦这个机器运转起来会延续十年、二十年。中国刚刚处在被美国当作头号战略竞争者开始的阶段,后面美国的战车还会启动,不能简单认为现在中美重回合作或管控轨道就能有效改善中美关系。

美国确实面临前所未有的社会分裂——两党分歧、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种族问题等,但是国际关系的内在逻辑是美国的国内问题越多,美国对中国就会越狠,美国的共识是脆弱的美国会为中国打开超越美国的机会之窗。所以越是脆弱的美国,越会猛烈地打压中国,毕竟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所有国家中与美国力量对比最为接近的。

在当前新的全面战略竞争形势下,中国要清楚自己的短板。过去五百年的世界中大国崛起像潮汐一样,但是真正成功的大国崛起屈指可数,而大国崛起最重要的标志正是引领世界科技进步和制造业发展。今天的中国恰巧处在薄弱环节,科技制造仍处在中低端,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才能真正实现大国崛起,这是过去五百年西方主导历史进程的唯一奥秘。美国现在就是要把中国打压在中低端,重新拉开与美国的力量差距,以保证美国的地位。中国的科技创新和高精尖制造业能否走向中高端是今天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日韩就完成了如此转型,中国失败就会成为第二个拉美,1960年巴西的人均GDP已经超过1.2万美元,今天巴西人均GDP刚刚过1万美金,这是“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教训,中国一旦开始拉美化,离朝鲜化、苏联化也就不远了。

大国竞争的本质警醒人们一定要有战略忧患意识,中国发展到现在实属不易,国家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关键转型期,而当前国内对于世界的思考充满令人担忧的民族主义情绪。14亿中国人有着勤劳、朴实、勇敢、家庭观念强的品质,这是中国能经受住美国打击最强大的力量源泉。

孙贤胜亦认为中美关系已展开战略竞争,但两国在气候变化、贸易等领域仍然存在合作空间。中国要准确评估外部威胁,坚持底线思维,在努力促合作的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中美关系非常复杂,牵扯方方面面。从能源的角度看,每个国家都千方百计把能源安全抓在手里,能源和政治、外交分不开。当前有三个因素让中美分不开,一是中美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上分不开。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要在气候变化中控制二氧化碳,必须与中国现有的大体量市场合作才能解决。能源是今后中美合作、关系改善非常重要的抓手,美国也想在这一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中国政府也会继续权衡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二是中美在台湾、南海等热点问题上分不开,这些热点问题和中美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美关系的恶化驱使中国与伊朗等国家的合作。三是过去中美贸易关系密切,现在仍然重要,即便当前中美关系恶化,中国也要给加拿大和美国留一些市场空间,这样可以给中国各行业的谈判留有余地。

中美关系也存在两个“不得不”。一是不得不务实面对美国现在的全国体制,把中国作为最大的竞争者、威胁者已成为两党共识。二是不得不守住“压舱石”,未来在各种谈判中我们应做好准备,做好底线思维。美国的侦察机上百次、上千次飞往中国周边,因为中国重要的战略核心在这里,一旦受到打击,中国的威慑力将会降低;一旦双方摊牌,对中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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