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4年12月22日来到中国驻欧盟使团商务处工作。当时正值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蜜月期”。我看到前辈们花了10年的时间，实现了中欧关系的“三级跳”，从建设性伙伴关系到全面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中欧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既是对过去10年努力的总结，也是对未来10年的美好愿景。但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从2004年到2021年中欧关系的走势，多少有些“高开低走”的遗憾。2012年9月温家宝同志作为总理最后一次出席中欧领导人会晤时不禁感慨：“为了让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我们努力了十年，但仍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对此我感到遗憾”。在布鲁塞尔工作的6年期间，我经历了中欧之间的许多摩擦，也感受到了许多无奈，包括2005年的中欧“纺织品大战”，皮鞋反倾销案，中欧启动《伙伴与合作协定》以及完善85年经贸协定谈判，但这两项大的谈判最终都无果而终，现在中欧投资协定又因部分欧洲议会的议员抵制而出现波折。这一切使我不得不怀疑中欧关系现在还是不是可以称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当年我们建立中欧全面伙伴关系的战略基础是不是已经出现动摇？

我感觉从89年中欧关系跌入谷底，到2004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到顶峰，到之后关系逐渐结束蜜月期，一直到今天中欧之间出现制裁与反制裁，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面，中欧关系呈现一个倒写的大V字形。中欧关系的顶峰，来的如此短暂。如流星划过夜空，转瞬即逝，随后进入到漫长的关系的下滑期，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可以做哪些事情，值得我们反思。

回顾温总理对欧关系十年历程（2003-2012），可以说温总理在对欧工作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中欧关系背后还是有一些更大的力量导致中欧关系的发展差强人意。这些更大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在面对这些更大力量的时候，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该如何实施有效的战略管理？这些更大的力量应该是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发展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即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有效的应对关键在于审时度势、未雨绸缪，在问题出现之前就采取有效的“逆周期”对策。

以2003-2020年的中欧关系为例。从世界经济长周期的发展而言，2003-2008年处于世界经济第五长周期的A阶段，这个经济迅速增长的A阶段始于1986/92年，止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中欧关系的“三级跳”就发生在这个A阶段。但2003-2008年这五年已经处于A阶段的末尾，开始向B阶段过渡，世界经济即将进入萧条期。在这个A阶段向B阶段过渡的时期，中欧关系由盛转衰，这个过渡期（2003-2008）其实就应该开始采取“逆周期”政策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启动中欧自贸区谈判，通过制度创新，释放中欧关系潜力。但遗憾的是，中欧之间迟至2012年中方才提出开展中欧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的建议，而此前的中欧《伙伴与合作协定》及完善1985年经贸协定谈判未果。2008年之后，世界经济长周期进入萧条的B阶段，欧美保护主义盛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调整，西方对中国的强大出现愈来愈多的忌惮，中欧之间想再推进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自贸区谈判的时机已经错过了。事实上，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贸易摩擦，甚至出现大规模的“贸易战”。在萧条的B阶段，战略家和政策制定者亦需要实施具有前瞻性的“逆周期”政策，对中欧关系实施“逆周期”的战略管理，为世界经济第六个长周期的A阶段的到来预作准备。由于经济长周期一般时长50-60年，而A和B两个阶段一般是20-30年，所以当前所处的B阶段要等到2025/35年才结束。这就意味着，如果要实施B阶段的“逆周期管理”，那中欧之间应该在2020年开始着手准备一系列新的“逆周期”制度安排。最重要的就是完成《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随后迅速启动中欧自贸区谈判，还需要在制度上结成创新合作伙伴，共同迎接下一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并创造性地弥合中欧之间在制度、社会和价值观方面的分歧，这意味着中欧曾经尝试谈判的《伙伴与合作协定》依然需要推进下去，只是名称和内容需要改变一下。

在当前世界经济长周期从B阶段向新的A阶段发展时期，中欧内部都会发生许多变化。欧盟的未来很可能是走向“欧洲堡垒”和“欧洲帝国”阶段。B阶段（2008-2025/35），欧盟很可能走向“欧洲堡垒”；而在新的A阶段（2025/35-2050），欧盟很可能走向“欧洲帝国”。这将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中欧关系。在“欧洲堡垒”阶段，中国应与欧盟的保护政策反其道而行之，缓解欧盟的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具体的办法就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并向欧洲进一步开放市场。在“欧洲帝国”阶段，中国应抵制欧洲的新帝国主义，防止其过度扩张，维持欧亚大陆的均势。

由此可见，中欧关系的战略管理，第一步是要准确预测历史趋势，判断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第二步是实施“逆周期”的战略管理和“宏观调控”，未雨绸缪。“逆周期”政策的实施期一般是在世界经济长周期A或B阶段的后期实施。由于欧盟机制复杂、决策过程缓慢，内部利益错综复杂，因此中欧关系处理过程中的“逆周期”政策的实施还要有一个2-3年的提前量。“逆周期”政策的实施，是为了确保中欧关系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