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是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就制造业比重问题作出要求。为什么《建议》会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要求？与此同时，《建议》还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由于服务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占据了GDP的大部分（2019年我国二者之和占GDP比重为81%），那么，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与稳定制造业比重之间是否矛盾呢？分析和回答以上两个问题，有助于为协调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促进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01 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必要性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看，“十四五”以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内保持制造业稳定，有利于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国际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在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以前，一国过早去工业化往往会使经济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阶段，比如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等国，这些国家在未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时就开始了去工业化过程。相反，那些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迈进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其制造业比重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过程中基本都保持了稳定，直至完全达到高收入水平并维持一段时期后，制造业比重才逐步下降。2019年我国人均GDP为10276美元，按照世界银行2017年公布的最新标准，刚刚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距离人均GDP12236美元的高收入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十四五”以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有助于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从产业安全角度看，目前我国制造业整体大而不强，如果此时制造业比重不能保持稳定，那么，我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性将得不到有效保障。有媒体梳理报道了我国35项被发达国家“卡脖子”的产品和技术，其中有28项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如芯片、光刻机、航空发动机、高端电容电阻等，7项属于与制造业紧密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被称为“卡脖子”产品和技术，是因为这些产品和技术是众多产业的重要材料、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但大多掌握在美国、日本、德国、韩国、荷兰、法国、瑞典等发达国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2018年以来，一些国家先后从贸易、投资、技术、人员交流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围堵，我国一些高科技产业和企业为此受到影响，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性也受到了冲击。因此，在还未完全掌握高端制造环节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发展不应过早去工业化，有必要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并以此为基础向高端制造业迈进。

从诸多发达国家已经历的产业发展历程看，其制造业的壮大在这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阶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且，以美、日、欧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去工业化过程，是在本国制造业技术领先于世界的情况下进行的全球化产业配置，主要是将一些劳动密集型、自然资源依赖型的产业向国外转移，而一些高端制造业仍然留在国内。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比重目前仍保持在20%左右。目前，美国基于保护本国就业以及防止产业空心化的考虑，从2008年开始实施再工业化战略，2018年又发布了《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提出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地位的愿景。2019年德国发布的《国家工业战略2030》明确提出到2030年制造业比重提高至25%的目标。在此之前，英国、法国等也都出台了关于重振制造业的计划。今年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和欧洲又基于对本国产业安全的考虑，开始将产业链从全球布局向区域化布局转变。也就是说，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在积极谋求制造业的回归和重振。目前我国制造业在某些关键环节仍然存在许多短板，经济发展仍处于追赶阶段，因此，在“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应保持制造业的比重稳定。

从国际贸易角度看，一方面，目前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速相对较快，国内各类消费品市场、投资品市场、能源市场和服务业市场庞大并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国际贸易顺差绝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领域，逆差主要集中在服务业领域，而且在出口结构中，高技术含量特别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占比相对较低，尚未形成以较少的高附加值产品去换取大量制成品的贸易模式，加之近年来我国不断扩大进口，如果此时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将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压力。

从技术创新角度看，不管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某一个国家，制造业都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目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无论是革命性的创新还是许多中小型创新，大多都来自工业领域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领域。目前，美国的创新投入和产出主要来自信息通信技术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和生物医药行业。日本的创新投入和产出主要来自汽车及相关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德国的创新投入和产出主要集中在汽车制造业、机械工程制造业。我国主要集中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另外，代表未来产业和技术发展方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部分也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有数据表明，制造业比重较低的美国仍有大约70%的创新活动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制造业。

从区域发展水平看，目前我国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矛盾，北京、上海和天津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东部沿海其他省份也大都处于工业化后期，有些省份的发达地区也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而一些中西部地区则主要处在工业化中期，因此工业化过程在我国仍有发展空间，许多地区仍需要工业化进程来推动其经济快速发展。“十四五”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制造业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高质量梯度转移与承接，一方面可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保持我国制造业比重稳定。

02 协调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与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之间的关系

在分析了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必要性之后，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同时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这一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会促进制造业发展。不管是消费性服务业还是生产性服务业，越来越多的现代服务业以服务型制造的方式促进了制造业的高端化与柔性化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兴服务业态和服务模式需要制造业产品加以配合才能完成，比如，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服务业态，需要有VR设备与之配套；远程医疗服务需要有低时延的5G网络设备和AR设备与之配套；智慧养老服务同样需要各种医疗设备、可穿戴监测设备、智能家居设备和信息通信设备等制造业产品与之配套；文化娱乐服务业的数字化生产和消费，同样也需要许多新型制造业产品与之配套。二是许多平台服务企业推出了与自己的服务相配套的制造业产品，这些产品与平台企业提供的服务相结合会给商家和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和体验，例如新零售等。三是一些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需要制造业为之提供各种定制化的试验产品和试验器材设备等有形产品，比如研发和设计行业，许多技术或产品在研究开发及设计阶段往往需要反复试验改进，这个过程需要有柔性制造业与之配套，以实时满足研究开发和设计服务的需求。

第二，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使制造业与相关的现代服务业相互促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上许多制造业企业开始由专门从事生产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型。一是制造业企业为与自身制造环节配套而发展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并逐渐由专门为自身提供服务转向为广大市场提供服务，比如与供应链相关的采购服务、物流与仓储服务等。二是制造业企业利用所掌握的自身产品的信息、知识、数据以及长期积累的资金等优势，为其下游客户提供与产品相关的安装、检测维修、整体解决方案、金融、租赁等生产性服务，在为下游企业提供专业化和高端化服务的同时，还可以培养下游企业对上游制造业产品的忠诚度，实现了上下游企业的双赢，同时也实现了制造业与相关服务业的相互促进。三是制造业企业利用自身特色发展相关的展览、科普、旅游、教育、培训等服务，不但增加了自身收入，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品牌知名度并培养新客户群体。

第三，越来越多的传统服务业正在被新兴制造业产品替代，因此传统服务业的劳动力逐渐流向与之相关的现代服务业，服务业总体上可以与制造业之间保持平衡。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将国民经济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停滞部门，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几乎为零，另一个是进步部门，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显著为正，如果停滞部门的产品缺乏价格弹性，则最终劳动力会不断由进步部门流向停滞部门，从而导致停滞部门比重越来越大。鲍莫尔所说的停滞部门主要是指传统服务业，如餐饮、教育、医疗、表演艺术等行业，进步部门主要指制造业。鲍莫尔所描绘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曾经或正在发生，但是后来又有新的因素促使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这就是社会分工细化因素。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企业对生产效率和专业化水平的不断追求，迫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一些原本置于制造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环节逐渐与制造环节分离走向专业化发展道路，如研发设计、商务服务、营销服务等，分工的细化进一步促进了服务业比重的增加。近年来，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关系又有了新的变化：首先，在快速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的推动下，一些传统的消费性服务业已经不再是停滞部门，它们变得可贸易、可存储，越来越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性，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不再低于制造业，因此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颠覆了鲍莫尔理论成立的条件，从而可以减缓劳动力从制造业向传统服务业流动的趋势。其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产品对传统服务业形成了替代，比如炒菜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对家政服务的部分替代，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5G网络等技术催生的新兴制造业产品对教育和医疗服务的部分替代，无人驾驶汽车对驾驶服务的替代等，这些技术和服务同样需要制造业产品与之匹配，因此越来越多的新兴制造业产品对传统服务业形成了冲击和替代，传统服务业劳动力逐步转向与之相关的现代服务业，两者之和与制造业的比例基本可以保持稳定。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同时，是可以保持制造业比重稳定的。而且，通过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服务化，不断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并应用新技术新产品对传统行业进行改造升级，可以使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相互促进，从而进一步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提供动力。

（谭洪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6BJY12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