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以高质量供给满足日益升级的国内市场需求。”，并强调“要优化升级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体系，深化对内经济联系、增加经济纵深，增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功能，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指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

据此，新时代下虽然依托国内市场的大循环是重要的，但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功能，对标国际营商规则着力推进全面开放，加快构建一个要素市场化配置、国内国际竞争有序的统一大市场来提升我国供需适配性，这对建设中国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至关重要。

对标国际营商规则、打通国内外统一大市场的阻点和堵点

回望历史上构建全球统一的大市场和国际营商规则的做法：英国曾以武力为依托签订不平等规则来构建全球统一的大市场，但其成本高难以维系；美国则以国际组织为依托签订成员国规则来构建全球统一的大市场，运行比较畅达。我国在对标国际营商规则、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统一大市场中需要汲取历史经验。

第一，借鉴美国以国际组织为依托签订成员国规则来构建全球统一大市场的做法。这种依靠国际规则、推进全球市场一体化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由此，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适时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就显得愈发重要。目前，AIIB已有82个正式成员和21个潜在成员，已批准101个项目，总投资达214.6亿美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要求市场必须是开放的。随着越来越多的成员方加入，“一带一路”参与方亟待制定一整套被各方统一接受的国际规则，依据国际规则来强化推动和有效监督AIIB的投资项目变得愈发重要。这样，依据统一的国际规则，可以有效地降低“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运营成本。从美国的经验做法来看，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规则对于开拓全球统一的大市场是重要的，它可以大大降低拓展全球大市场的成本。据此，共建“一带一路”要求一个统一的组织机构进行运作，需要一整套国际规则来进行约束，从双边投资项目出发，推向区域，形成一个“一带一路”统一的大市场。

第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统一的大市场需要对标国际营商规则、建立双循环的中心枢纽城市和中心节点城市来推进。我国走国际化道路、融入全球市场是从改革开放、开展双边贸易开始的，并在区域合作中不断深入，逐步融入全球大市场。中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在于能否对标国际营商规则、打通国内外统一大市场的阻点和堵点。

为此，一是国际层面上，需要对标国际营商规则，积极参与国际机构改革和重塑，深度融入国际大市场，需要倡导在多边和区域范围内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园区建设，以及疫情下大力支持企业有序建立和布局海外仓，以期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海外枢纽。虽然我国已发起并共建了亚投行，但是仍需要大力发挥亚投行在“一带一路”成员方贸易、投资和结算中的作用，需要与时俱进地发展和扩大亚投行的作用，通过实施“一带一路”的五通建设（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取得与成员方之间的互信，而不是另起炉灶，因为创建全新规则面临着高昂的成本。

二是区域层面上，积极推进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借助RCEP等多边协议契机，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加大对东盟国家进行有效的贸易和投资布局。同时建立健全常任区域组织执行机构，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市场一体化和高质量发展。

三是国内层面上，需要加快建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统一大市场的中心枢纽城市和中心节点城市，充分发挥中心枢纽城市和中心节点城市在扩大内需中的战略支撑力。这里将进出口规模大且进口大于出口的城市称之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统一大市场的中心枢纽城市，如上海市；而将进出口规模大且进口小于出口的城市称之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统一大市场的中心节点城市，如杭州市。据此，需要加快形成若干个双循环集聚辐射的中心城市链接点和重要桥梁，以积极拓展国内国际有效供需的市场交集，借此大力发挥中心枢纽城市和中心节点城市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中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进而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为此，要大力培育和发展跨境电商，发挥市场采购全域联动效应，提升自贸试验区放大溢出效应，积极开拓新兴外贸市场，重点开拓线上市场和内需市场，通过畅通海外仓和航空物流体系等举措来支撑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统一大市场。

进入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统一大市场是经济特区发展的重要支撑极

对标国际营商规则、进入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统一大市场是深圳经济特区取得长足发展、中国入世后取得成功的重要支撑极。深圳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放实践，创造了伟大奇迹。研究认为，一是深圳经济特区对标和对接香港规则，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正是与香港市场、香港规则进而与世界市场规则主动对标对接，深圳经济特区才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绩。二是通过主动与香港市场对接，而香港市场的国际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非常高，这使得深圳经济特区通过学习借鉴和进入香港市场，实现企业在更大的统一大市场中进行要素市场化配置。这给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三是深圳经济特区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深圳地理位置与香港毗邻，在对标对接国际营商规则后，深圳经济特区很容易跟香港对接而融入世界市场，进入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全球大市场，实现深圳经济特区发展与世界大市场深度融合。

再来看中国入世后取得的发展成就。2001年入世后，中国对国内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对标TRIPS协定进行了大幅修改和完善，发出对标国际营商规则的明确信号，这为中国深度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由于对标国际营商规则、进入世界统一的大市场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入世后，中国外贸快速增长带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规模迅速增加就是强有力的证据。

事实上，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都属于这个统一大市场不可分割的部分，市场经济下无法人为地去分割出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出来。在短中期内，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虽处于“世界工厂”的地位，但是增加值并不高，从模仿到创新、从制造到创造，必须要借助全球要素和有效市场，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要立足我国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打破美国主导的单一循环模式，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和行业供给，积极平稳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沈国兵，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本文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ZD04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790002）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