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已获超过270张选举人票，除非出现极端事件，否则成为总统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不出意外的话，美国外交政策也将大概率从特朗普时期咄咄逼人的零和博弈模式，重回崇尚价值观、多边主义的传统平衡外交，中美关系因此也将回到相对稳定的轨道。

在美国外交风格可能出现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美印关系将受到什么影响？美印能否延续当下不断趋近、深度协助的态势？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很大程度决定中国今后一个时期所处的外部环境，尤其是西部边境的安全，因此值得高度重视。

一、美印战略上互有所需，但印度可能因为中美关系缓和而“退却”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大势下，特朗普政府推动印度成为域内反华遏华的“排头兵”。这一战略谋划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共识，不会因执政党更替而改弦更张。

与此同时，印度也希望中美加剧冲突，一方面分散中国对印度施加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增加印度在美国面前的战略筹码。因此，尽管拜登上台后可能会缓和中美关系，导致美印关系也略微“降温”，但双方战略趋近的大势未来不会发生巨大转向。

有趣的是，印度知名地缘战略学家布拉马·切拉尼得知拜登胜选以后，忧心忡忡地指出，“特朗普对华超强硬政策吸引印度趋近，而拜登对华缓和则可能驱离印度”。切拉尼的文章表明，那些希望躲在美国超强硬对华政策身后反华的精英可能对拜登大失所望，因为最令他们焦虑的局面莫过于中美关系缓和走向共治。从这个角度上看，印度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对华态度，拜登时期印度在对华示强时可能会更加谨慎。

二、美印军事防务联系不断密切，勾连进一步大幅度加深

特朗普时期，美印防务关系空前密切，印太战略、多轮“2+2”会谈、签署《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和合作协议》（BECA）、美日印澳四国共同参与“马拉巴尔2020”海上演习都是这一关系的具体体现。

拜登时期，美印将延续防务密切合作的势头。美国方面，庞大军费近年来已制约基础设施和研发投入，因而继续开发诸如印度这样的“潜力型市场”显得更为重要。

希拉里·克林顿10月刊文，主张将军事纳入外交、盟友整体考量，并通过军售等途径让盟友伙伴分担更多军费负担，而这一主张很可能通过杰克·苏利文、库尔特·坎贝尔等拜登留用的希拉里“嫡系”人物，正式成为拜登政府的国防思路和政策。结合此前国防部推出的“军售现代化”倡议，印度必被视为美国最大、最具潜力的军火销售市场。而印度方面，在中印边界矛盾上升的背景下，则更期待获得美先进的军事装备及其配套生产能力，改善其对俄罗斯的单一军事依赖，进一步提升军事实力。

据《印度斯坦时报》今年6月21日报道，印度边防部队当天在海拔18000英尺（约5486米）的喜马拉雅山区，冒着零下低温做瑜伽（图源：搜狐网）

三、美印经贸关系回归传统，对华喜忧参半

尽管美印在特朗普任内防务合作趋近，但由于双方分别奉行“美国优先”和“自主印度”政策，均显露保护主义趋势，原本隐含的经贸矛盾日益公开化。在过去两年间，美国取消了印度普惠制待遇，双方还互增关税，贸易谈判也停滞不前。这一情形可能在拜登治下被得到缓和。

由于民主党经济主张偏向传统持中路线，尽管在市场开放、贸易准入、数据本地化等核心议题上美国仍将对印度持续施压，但其施政风格将从赤裸威胁转为循循善诱。拜登政府亦可能为获取贸易总量的增长而纵容一定规模的美印贸易逆差，这将成为印度疫情下经济恢复的利好因素。

美印经贸互动可能对中国产生着正负双向交织的影响。在利好的方面，拜登贸易政策的风格转变使中美经贸对抗态势趋于缓和，印度也就失去了特朗普时期强硬对华政策的掩护，很难继续奉行印版反华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也将失去响应美国“清洁网络”、“对华脱钩”倡议而纳“投名状”的机会。

而不利的是，美印在科技、数字、产业链等领域的合作可能对中国产生压力。

印度去年获得包括谷歌、脸书等美国互联网巨头的大额投资。印国内强势财团和美国科技精英已事实上结成了针对中国科技企业的联盟。在这种情况下，此前长期阻扰美印的数字税争论在拜登时期有望扭转，促进两国在数字科技领域深度合作，可能使中资企业被永久排挤出印度这一全球最具潜力的互联网市场。此外，由日、印、澳三国参与的旨在谋求国际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弹性供应链”（SCRI）计划，未来可能获得拜登政府的重点支持。

四、美印在南亚合谋攻关，对域内中小国家加强施压

印度始终拥有强烈的大国情结，始终自视为南亚霸主，并长期把整个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看作“后院”。然而，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的背景下，印度日益感到靠一己之力日益难以抵挡中国影响力扩散。因此，莫迪政府区域政策风格大变。美印防务合作、“四国联盟”的强化都表明，莫迪政府不惜让渡部分区域霸权，开放“南亚后院”，为美国介入提供助力和便利。

未来，美印可能合力“攻关”斯里兰卡、孟加拉国、马尔代夫等域内“一带一路”沿线重点伙伴国，吸纳其加入“蓝点网络”、“经济繁荣网络”等美国主导的地区倡议。通过增加军事扶植、强化软实力灌输、抹黑中方合作项目，美印可能挑起南亚小国反华疑华情绪，希望使中国 “一带一路”建设中投入海量资源沦为“沉没成本”。

五、价值观上“灯塔”回归，美印或生嫌隙

尽管印度标榜民主国家，且历来强调美印“最大民主国家”和“最强大民主国家”间的特殊关系，但莫迪政府浓烈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倾向及其强硬的宗教政策，却严重违背了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特朗普精算利益，长期忽视价值观引领的“灯塔效应”，而美国国内的民粹浪潮甚至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交相呼应、共振加强。因此，莫迪政府争议巨大的国内政策一直都没有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抨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特朗普默许。

然而，拜登高度重视恢复美国意识形态领导力，希望重新把“普世价值”的大旗竖起来。拜登和候任副总统哈里斯都曾在竞选网站上批评莫迪政府推出《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AA）、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宪法相关条款、限制新闻记者报道自由，甚至还公开指责印方的一些政策背离了印度立国原则，并呼吁印政府恢复克区人民权利。考虑到泰米尔地区对印度教民主主义运动的警惕，具有泰米尔血统的哈里斯在人权和价值观问题上不仅难以弥合矛盾，反而更可能以价值观卫道士的面目出现，增加美印交往摩擦力。

综上所述，拜登时期，美印关系仍将大概率在军事协同、经贸往来方面保持深化合作的态势；区域层面将合力反华，继续视中国为“秩序挑战者”及“区域威胁”； 但莫迪政府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可能成为两国关系的隐患。在此背景下，中国既要把握住经贸环境转暖的有利机遇，又应高度防范美印在区域、产业等层面可能作出的遏华举动，通过优化精准施策、提升国家战略能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马萍，国别和区域问题观察员。施兰茶，南亚问题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