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特别是美国政界和学界紧密合作，推出民主研究学术工程，对民主话语进行了改造，将本来资本主义政治中的竞争性多党政治、票选、制衡等等特征，悄悄转换、转化为民主的一般标准。

●21世纪的世界政治，比的不是各国学某国的制度谁学得更像，比的一定是各国政府治理质量，比的一定是治国理政能力。

●民主话语的改造与人民政府、公道政府、治理质量结合起来，而不是过去一段时间被误导到与政党多寡、国家机构是否分立、政治力量多头等标准上，倒可能是新兴、新生力量能为世界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作出贡献的地方之一。

近期有个国外机构对世界各国民主政治质量进行了一个评估，评估机构对很多国家民众进行了采访，得出的结论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越来越多人不认为其是一个民主国家。这同不少人的一般认识大相径庭。评估机构这个结论基于两个直击现代政治核心的问题：一是你认为你国家的政府是否只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服务？二是你认为你国家的商业领袖和职业经理人是否只为一小部分人的利益服务？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绝大部分民众的答案是“是”！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世界政治现象。

民主话语的变化有一个过程，了解这一过程有助于人们澄清不少政治学知识误解

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去考察美国政治制度，我们相信他绝不会像托克维尔那样，认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实际上，在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中，一般也充其量将美国代表的那套政治制度称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并不认为其就是世界民主政治的唯一或者绝对模板。

民主话语的变化有一个过程，了解这一过程有助于人们澄清不少政治学知识误解。20世纪前半期，世界范围包括欧美内部都出现对资本主义的反省和批判思潮，这些国家那时候还害怕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民主，当时资本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的对立面，被社会主义学说推到审判席上。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讲民主，资本主义阵营讲自由。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西方特别是美国政界和学界紧密合作，推出民主研究学术工程，对民主话语进行了改造，将本来资本主义政治中的竞争性多党政治、票选、制衡等等特征，悄悄转换、转化为民主的一般标准。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政府以及各类基金会持之以恒对民主课题的资助力度，看出该工程的浩大，工程的顶点是有本叫《历史终结论》的书。

苏东剧变以及之后，美国通过持久的学术研究和对外宣传，以至于在世界造成了一种印象，就是只有西方制度体系——尽管具体到欧美不同国家，有时政治制度还有差别——才是民主的模板，发展中国家凡是不符合其标准的，就不是民主国家。为此，其学界还造出很多词汇，例如半民主、部分民主、转型国家、威权或部分威权国家等等，意指这些国家还没有完成政治改造，转变为符合西方特色民主政治标准那个程度。几十年前，西方不少受资助的机构按照这些所谓“民主标准”将全世界国家进行民主排名，目的就是为了宣传。中国学者都知道，按照那些民主指数排名，中国位居全世界后列，明白内里的人对此也就一笑了之。

20世纪以来不少推动人类政治进步的重要民主运动，在亨廷顿界定的几波民主化中几乎被遮蔽了

立了标以后，其政治叙事就简单了，比如学界熟悉的所谓几波民主化浪潮，实际上指的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学习模仿欧美政治制度的进程。在这套政治理论叙事中，凡是学习模仿欧美政治制度的过程，就是“民主”化；坚持探索自己政治发展道路的往往被列为非“民主”国家，是违背“民主”潮流的。所以，苏东国家从社会主义国家转变为学习竞争性多党制、一人一票竞选、军队国家化、司法独立等等，就是民主化。当然，这些国家一旦外交上与欧美保持距离，在西方的学术和宣传话语中，他们一夜之间也会变成“专制国家”“威权国家”或者“转型失败国家”。

反过来，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主义政治知识体系关于民主的标准定义出发，对世界的民主化运动进行叙事的话，就不会得出亨廷顿那个结论，至少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各国对人类更好政治探索的进程、当今世界各国争取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等——这些20世纪以来推动人类政治进步的重要民主运动，在亨廷顿界定的几波民主化中几乎被遮蔽了。

所以，关于民主的历史和政治叙事，涉及对民主真正内涵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果假设马克思还活着，他考察美国现代的政治，不会认为其是一个自己心目中民主国家的原因所在。

西式制度体系被奉为民主政治的唯一和最终模板的看法，在21世纪世界政治发展中将会逐步地退潮

200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以来，美国政界和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他们在世界上的民主话语权在流失。美国政界对民主输出工程的资助和支持的动力也在下降，其学界和媒体界开始出现“民主的危机”“民主的衰落”这样的讨论。学过概念逻辑的人都知道，其所说的民主的危机、民主的衰落并不是民主，将这个概念还原回去的话，说的其实是现在西方制度体系的危机和衰微。如果按照前面评价机构所问的两个朴素问题来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的话，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很难说是民主政治的代表，而如果这样的问题被反复追问的话，被问者在世界上的民主话语权必然会急剧下降。因为就民主的本义来说，人们很难将为少数人服务的政府等同于民主国家，从这个角度讲，西式制度体系被奉为民主政治的唯一和最终模板的看法，在21世纪世界政治发展中将会逐步地退潮。

21世纪的世界政治，比的不是各国学某国的制度谁学得更像，比的一定是各国政府治理质量，比的一定是治国理政能力。因而，民主话语要经过改造，恢复或再现其本来在社会主义政治学知识体系中的活力，就不应该和竞争性多党政治、机械的竞选、司法独立、利益集团政治等牵强附会在一起，而应该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联系起来。作出这样判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治理上出现问题，根源之一就是在过去一些国家有组织、成体系推广下，不少国家误将对抗式制度体系视为民主政治从而予以复制，导致国家治理窘境。即便是在欧美不少国家，其自身也受到对抗式制度体系的掣肘，在一些关系民生民权等重大问题上，政府一筹莫展。

所以，西方学界现在反思民主问题。实际上，这个不是民主的问题，民主本来不是这样的，这个是对抗式制度体系问题。只不过过去一段时间他们通过学术改造将对抗式制度体系的许多特点转换为民主政治标准而已。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制度体系都类似于对抗式制度体系，这类制度体系很容易滋生极端化、碎片化、分割化、断裂化。

这次疫情治理是观察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样本。通过不少国家在疫情治理能力上的差异比较，人们会发现，制度体系对抗性特点越强、越极化的国家，在疫情治理上往往越不能令人满意。当然，疫情只是考验各国内部政治和世界政治的一个事件，将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对抗式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质量上还将会产生很大的问题。

判断政府治理质量的优劣，不在于形式上政党的多寡、国家机构的分立、利益集团的制衡等

随着国家治理质量成为世界政治一个重要难题，甚至因治理不佳而产生普遍的危机，这自然会促使世界政治学界重新思考政府理论问题，这也是政治学既古老又现代的问题。政治极化、党派对抗、选举冷漠、在人民权益最需要保护的时候找不到政府在哪里……这几乎成为今日西方世界政治一大生态，且在一些复制这类制度体系的国家也有表现。疫情防控期间尤其可见一斑，这让人们对西方世界政治感到悲观。这种生态的出现，不能不说与过去对抗式制度体系的推广——也就是西方政治学话语中的“民主化”——存在较大关系。如此，人们自然会问：政治变成这样，一定是政府出了问题，或者政府理论出问题了。

判断政府治理质量的优劣，不在于形式上政党的多寡、国家机构的分立、利益集团的制衡等，更重要的是实质的内容，如政府的理念和政策是否以人民为中心、政府的效率和廉洁、政府在外交上是否奉行和平共处，等等。一个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利益集团或少数人为中心的、治理和制度体系以合作协商而不是对抗对立为原则的、执政责任具有高度广泛性和代际性的、治理绩效表现为高效和廉洁的、对外关系上是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导向的，这样一种奉行公道的政府，其公道性不会因为竞争性多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轮替左右而失去公道，才可能是人们探索民主政治、新政府理论和改善政府治理质量的方向之一。因此，民主话语的改造与人民政府、公道政府、治理质量结合起来，而不是过去一段时间被误导到与政党多寡、国家机构是否分立、政治力量多头等标准上，倒可能是新兴、新生力量能为世界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作出贡献的地方之一。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院长，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全球与国家治理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