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蔓延，疫情对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的中长期影响受到各方关注。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言，此次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显然，这是一场复合型危机，公共卫生挑战、经济大衰退和社会动荡等因素或会相互交织，其对世界的影响将是多重的、深远的。虽然疫情远未结束，但不少国际战略界人士已经在思考“后疫情世界”问题，如新美国安全中心专门设立“美国与后疫情世界”项目。无疑，后疫情世界与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前景息息相关，中国既要多几分战略警觉，也要多几分战略审慎，在深入把握两者互动的基础上妥谋对策。

更具地方性、区域性的全球化

如何研判疫情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是观察后疫情世界与中美关系的基本问题。纵观全球化历史，它是一种波次展开、进退交织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下，全球化一度处于高歌猛进的状态。2008年金融危机后，受美欧产业空心化、国内失业率上升、技术优势流失等因素影响，“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国家涌动。及至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美国优先”及其所体现的“经济民族主义”大行其道。

此次疫情正是发生在上述“逆全球化”进程之中，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雷特（Robin Niblett）甚至断言疫情是“压断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然而，全球化并不会因疫情而中断，全球化进程的重塑早已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已展开，疫情会进一步推动全球化朝着更具地方性、区域性的方向演进。应看到，此次疫情使“长而复杂的全球供应链”风险集中曝露，后疫情时期跨国公司将不得不更多考虑风险分散的问题，企业的经济活动或会呈现“地方化”和“区域化”趋势，即在本国或靠近本国、与本国政治关系较好的国家开展生产经营，也可以将这种变化称为“就近生产”模式。

全球化的地方化和区域化以及“就近生产”模式并不是由疫情引发的，这种变化有其内在动力。一是“就近生产”模式可以使企业对消费者需求做出更加灵活和快速的反应，产品个性化、定制化等趋势，将使生产中心不仅更靠近消费中心，还会促使生产、创新、设计和营销中心更加相互靠近。二是由于生产自动化程度提高等变化，劳动力成本等因素对企业选择生产经营地点的影响在降低，而疫情会进一步加快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技术的商业应有。三是疫情使“远程办公”潜力进一步得到开发，“远程技工”在后疫情时期或会增多，它可以为“就近生产”提供更大支持。

上述变化很可能会加快中美经贸和投资关系的重塑。后疫情时期，一部分美资企业从中国撤出在所难免，对此需要保持平和、理性心态。同时，中国需要尽快落实改革举措，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增强自身在市场规模大、技术水平高、产业链完整等方面的综合性优势，用好中国提前复工复产的“先发优势”和时间差，尽力把美资企业留住。

“经济问题安全化”更加突出

近年来，随着特朗普政府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并挑动大国战略竞争，“经济问题安全化”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供应链的武器化”、“经济胁迫”等议题成为美国政策界人士的关注焦点。此次疫情将使国家安全因素与经济活动的融合更趋深入，这会进一步促进全球供应链的深刻重塑。美国等西方国家或将以促进供应链多元化为旗号，加快推动对华“脱钩”，而“技术冷战”恐怕也将深化。

疫情发生以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白宫高级问题纳瓦罗、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特朗普政府高官多次公开称，美国在口罩、防护服等医疗物资以及药品供应方面过度依赖中国，疫情使这种风险充分曝露，美国在供应链方面对中国的过大依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一些欧洲国家也对这一问题愈加重视。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Bruno Le Maire）称，疫情是“全球化游戏规则改变者”，世界需要减少对中国原料和其他产品的依赖。一份被媒体披露的英国情报机构内部报告提出，疫情平息后，英国需要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包括更加严格地限制中国对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企业的并购、减少在英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学者数量等。一些英国议员还提出要在2023年前把华为从英国5G网络建设中排除出去。由此，中国需防范美国、欧洲、日本等联手推动对华“脱钩”进程。

此外，“经济问题安全化”与技术“脱钩”挑战密切相关。疫情再次彰显了高科技对于各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后疫情时期，各国经济发展或会更加重视数字化转型，国家间竞争更加依赖先进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围绕“技术领导地位”的竞争将更趋激烈。

虽然疫情仍在延续，但美国在技术方面的对华施压一直没有放松，除了酝酿出台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规定，还试图进一步限制中国从德国、以色列、挪威等其他国家获取先进技术，并日益将矛头对准研发先进商业技术、参与军民融合战略的中国私营企业。此外，一些西方人士试图将人权、意识形态问题与技术问题混为一谈，给中国贴上“高科技威权主义”标签，用“制度之争”推动“技术之争”。

地缘政治博弈更加敏感

显然，疫情使中美关系更趋紧张，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更加敏感。前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威尔逊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亚伯拉罕·丹马克（Abraham Denmark）等人提出研究“后疫情中国战略”的课题。美方人士指责中国利用疫情谋取地缘政治影响，不仅在台海、南海地区展开行动，还通过“口罩外交”““慷慨政治”等拉拢欧洲和相关国家。

值得警惕的是，中美关系的紧张还会带来一些连带性的地缘政治影响，如美中俄三边关系变化。比如，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学术主任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等人近期撰文称，中美矛盾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轴，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不自信的美国面临发生尖锐冲突的重大风险，中美“两强对抗”对俄有利，美国或会因此向俄罗斯提出进行新的交易。

从发达国家板块看，疫情带来的重大地缘政治影响是美国全球领导力受损。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特朗普政府在国内疫情应对上多有疏漏；二是美国在危机时刻未能推进国际协调，美国今年担任G7（七国集团）主席国，但却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催促下才召集疫情特别峰会；三是特朗普政府与盟友争夺医疗物资、购买德国疫苗专属权等做法，有违国际道义，损害美国软实力。

此外，欧盟在应对疫情方面表现不佳，意大利等受到疫情严重影响的成员国未得到欧盟的及时援助，欧盟内部的“北南矛盾”“西东矛盾”进一步上升，离心倾向加剧。在后疫情时期，欧盟不会分裂，但一体化面临重大危机。

可以预见的是，美欧的这些变化，会使它们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更趋敏感。近期有欧盟高官警告成员国，要对未来几年中国加大对欧洲企业的并购提高戒备。

疫情的地缘政治影响还将体现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受到的重大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增长不振、外部需求下降等困境，疫情或使之雪上加霜。一是国际需求进一步萎缩，尤对依赖能源等大宗商品出口的那些国家带来不利影响；二是外部投资将大幅缩减，资金外流情况会有所加剧；三是这些国家在公共卫生体系、社会保障网建设等方面缺乏投入，从长期看这将侵蚀其经济发展竞争力。

4月初，联合国发布《2020年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称，疫情发生以来投资者从新兴市场已撤出900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资金外流，下阶段其债务风险问题将显著恶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应对美国压力的重要依托，如何巩固好这一战略板块是亟需筹谋的重大问题。

国家治理和国际治理之争更趋升温

疫情对各国的政治体制、资源调配能力、危机时刻的社会动员能力、运用新技术的能力等提出一系列严峻考验。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疫情应对表现给予肯定，但这让美国方面感到不满。一些美国战略界人士断言，中国试图利用这场疫情展开“虚假信息行动”（disinformation campaign），宣扬自身的体制优势，并进而塑造“后疫情世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政府在疫情中的表现遭到质疑，社会保障网不完善等问题带来的后果引发反思，《大西洋月刊》甚至刊文称疫情下的美国沦为“失败国家”。

在此背景之下，美国对华展开以“体制之争”为核心要素的“叙事之战”，且愈演愈烈。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李（John Lee）称，中国在疫情发生后引导舆论对特朗普政府在疫情中反应迟缓等进行批评，从而展现美国体制的脆弱性、暗示美国失去领导全球的能力；美国需要认识到与中国进行话语较量的重要性，否则将会输掉与中国的竞争，美国需要加大对中国的“叙事之战”，让美国国民和盟友保持信心。应看到，中国的治理体制越是被肯定、被宣扬，美国战略精英就越会认为中国是更加危险的对手，这一矛盾或将在后疫情时期更加突出。

在国际治理层面，疫情使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能力、权威和资源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曝露。G20（二十国集团）疫情特别峰会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各方展开国际协调的意愿显著降低，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缺损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中美之间。不少美国人士直言，国际治理成为美中博弈的角力场。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清华-卡内基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等认为，在全球应对疫情行动中，特朗普政府轻视国际多边机制，也不重视与盟友合作；美国从国际舞台退出，中国则看到了这个填补领导空缺并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机会，中国给自己赋予了“国际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角色。

特朗普政府指责世界卫生组织“以中国为中心”，并采取暂停提供资金等方式进行打压，国务卿蓬佩奥甚至称不排除建立替代世界卫生组织的机构。应看到，压制、削弱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将全球治理视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领域，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一环。近年来，美国智库对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政策变化和影响展开深入研究，指责中国打造“有中国特色的联合国”。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等机构还提出一系列应对建议，包括限制中国公民在国际组织担任高级职务。后疫情时期，美国在国际机制中消解中国影响力的举动将会更趋强硬、露骨。

当然，此次疫情再一次体现了各国相互依存、人类命运与共的现实，完善公共卫生等领域的国际治理体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将有赖于中美两国在国际机制中寻求更具建设性的相处之道。前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美中关系面临的突出挑战在于，两国如何在相互竞争的同时又能够在全球共同利益方面进行合作，建立一种“合作性竞争”（cooperative rivalry）关系。显然，这将是后疫情时期中美双方需要共同应对的艰困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