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毋庸讳言,此次疫情短期内难免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不利影响,但也应看到,“一带一路”建设是项“世纪工程”,其推进必然伴随着各类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中国需要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大协调、共克时艰,以切合实际、灵活创新的方式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各国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创造有利条件。
“一带一路”直面疫情挑战
过去几年,“一带一路”合作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和支持。截至2020年1月底,已经有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200份共建“一带一路”文件。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相互支援,展现出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精神。2月,在疫情爆发的严峻时刻,柬埔寨总理洪森对中国进行了特别访问,彰显中柬之间深厚的友谊与互信。俄罗斯、巴基斯坦、缅甸等国也在第一时间向中国捐赠医用口罩、防护服、大米等物资。此后,疫情有所蔓延,中国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他国伸出援手,不仅给意大利、伊朗、塞尔维亚、菲律宾等国送去急需的医疗物资,还及时分享疫情防控经验并派出医疗专家组,积极协助相关国家抗疫。疫情肆虐之际,“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健康丝绸之路”建设进一步凸显其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在同意大利总理孔特通电话时指出,“中方愿同意方一道,为抗击疫情国际合作、打造‘健康丝绸之路’作出贡献。”
短期看,疫情难免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首先,由于我国和部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取旅行限制等抗疫措施,中国人员无法及时返回相关国家,或是返回后需接受长时间隔离,相关项目按期完成的难度或会增加。其次,疫情影响相关国家的生产和运输,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冲击,“一带一路”相关项目所需原材料、机械设备、零部件等难以及时到位。第三,疫情给世界经济的需求端也带来不利影响,还会损害“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旅游等服务业合作。第四,有些“一带一路”项目如因疫情出现延期、投资回报率低等问题,东道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压力会上升,尤其是债务风险不容忽视,如何妥善处理好此类问题对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提出考验。部分西方国家已在内部商议并公开推动对重债穷国进行债务减免和延期。也要看到,非洲大陆抗疫形势严峻,一些国家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受一些别有用心者挑拨对中国产生负面情绪,这也是我们在维护“一带一路”合作大局时需要设法化解的矛盾。
但办法总比困难多,疫情之下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彰显出韧性,对维护经济稳定、促进国际合作的意义更趋显著。受疫情影响,我国的外贸形势遭遇多年来未有的严峻挑战,外贸企业面临订单取消、物流运输不畅等困难。在这一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对于稳住我国外贸基本盘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据海关总署4月14日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2.07万亿元,同比增长3.2%,高出我国外贸增速9.6个百分点,占比达到31.4%,比重超过三成。与此同时,在国际海运、空运因各国疫情封闭措施而大受影响的情况下,陆运的优势体现出来,中欧班列发挥了畅通国际物流的积极作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4月3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欧班列共开行1941列,发送17.4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15%和18%,综合重箱率达98.1%,有力保障了疫情期间我国和相关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返程空箱率高的问题也得到缓解。
迄今,疫情对“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合作的影响总体是可控的,尚未出现项目大范围延期问题。今年2月底,中国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出台文件,提出将对受疫情影响的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和企业给予开发性金融支持,包括提供外汇专项流动资金贷款、合理设置还款宽限期等。该举措有助于解决企业在疫情期间的特殊融资需求。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国企业与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大力协作、克服困难,力争实现疫情防控与项目施工两不误。比如,在孟加拉国承建项目的中国企业采取加大对当地员工招募等举措确保项目工期,孟加拉国大桥局帕德玛大桥项目主管阿卜杜勒·卡德尔表示,“中国企业采取的有效防疫措施,克服了疫情给施工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对项目平稳推进充满信心。”
危中寻机,协作前行
疫情仍在延续,国际社会高度担忧下阶段非洲、拉美等地区欠发展国家成为疫情“震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不断下调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世界贸易组织近日称今年全球贸易将缩减13-32%,幅度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的水平。疫情还引发国际投资领域的动荡,联合国4月9日发布的《2020年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称,疫情以来投资者从新兴市场已经撤出900亿美元。
在此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对于各方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缓解疫情冲击、恢复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提供的协调协作平台及其彰显的开放、合作精神,是应对这场全球危机所需要的。疫情再次体现了各国相互依存、人类命运与共的现实,也让各方进一步看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必要性和空间。“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更充分地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更充分地调动企业的积极自主性,危中寻机、协作前行。
首先,确保全球供应链和贸易物流总体稳定。中国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加大政策沟通尤其是经济政策协调,及时分享“复工复产”经验,共同推出关税减免等优惠政策,帮助企业纾困。进一步完善中欧班列建设,增强物流与贸易和产业的深度联动。考虑到后疫情时期全球化或将朝着更具地方性、区域性的方向发展,需对“一带一路”合作的布局进行必要调整。
其次,对数字经济发展予以更大投入。疫情或在较长时期对各国间人员流动带来限制,但也会推动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需进一步推动跨境电子商务等产业发展,通过“云展会”“云洽谈”“云签约”等方式,积极培育疫情下国际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各方也可围绕如何释放以5G、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依托的新基建潜力进行协商协调,弥合“数字鸿沟”。
第三,在尊重东道国关切、各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项目,通过联合发行抗疫特别债券等方式,切实加强融资等方面保障。需加大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的协调,构建国际金融安全网,防范相关国家陷入重大债务危机。
第四,在公共卫生等民生领域加大合作力度。充分利用远程医疗等先进技术,促进医疗和科技人员交流,构建公共卫生信息分享和应急管理网络,让“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惠及更多普通民众。中国和相关国家应继续支持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不断完善“一带一路”合作与相关国际组织之间的协同机制。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青年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