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希哲:人口不是个小问题
2019年03月05日  |  来源:复旦新闻文化网  |  阅读量:5058

从人口暴增到生育率走低,从全国农民有8亿到城镇化率超过50%,从家庭越来越小到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从社会老龄化到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70年来在人口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显示:2018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数量比2017年减少200万,为近10年来新低。这一趋势,将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挑战?面对“养老”和“养小”的压力,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多了3000万男性,还是有不少女性“单”着

解放周末:刚刚过去的春节期间,不少大龄男女遭遇“花式催婚”。近些年来,晚婚及晚育为何渐成气候?

彭希哲:民政部门的统计显示,我国城市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接近30岁。结婚年龄越来越晚,确实正在成为一个问题。

初婚年龄的不断提高,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日本女性的初婚年龄已经超过30岁,甚至更高。这与女性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女性受教育时间的延长有很大关系。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读完本科就22岁了,硕士毕业就到25岁了,再花几年时间找对象,怎么有条件早婚呢?

解放周末:“迟婚”和“不婚”的背后,是不是与人口性别比失衡有关?

彭希哲:所谓人口性别比,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出生时的性别比,另一个是婚配市场的性别比。

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人类出生时的性别比大致在105:100至108:100区间。由于在人类进化的长期过程中,男性经常要从事冒险性活动乃至战争,所以死亡概率相对较高。等到结婚年龄的时候,男女比例就差不多了。

从1990年我国人口普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出生性别比超过正常区间,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男孩的偏爱。大致推算,就婚配而言,最高的时候,男性会比女性多出3000多万。

解放周末:多了3000万男性,可还是有很多女性被“剩”着。

彭希哲:我不太愿意用“剩女”这个词,因为“剩”字有点贬义。在城市里,很多高学历、高收入的女生不容易找到符合自己理想的男性,所以她们选择主动“单”着。实际上,对“晚婚”的概念,也应该有一个认识变化过程。当今社会,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即使到50岁结婚,两个人“白头到老”的时间也有30多年,并不算短。

解放周末:您怎么看越来越多的“单身族”?

彭希哲:如果说这个人条件比较好,觉得一个人过日子挺好,我想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会被宽容对待的。但如果是因为贫穷原因造成的单身,我觉得社会还是要给予帮助,带他脱贫致富,助他求偶成功。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单身族”应当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比如,我们现在的新建住房大多是3室2厅、2室1厅,这基本是按照一个核心家庭的需求来进行规划的。可这既没有顾到同住的老人,也没有考虑到“单身族”的需求,还是有所缺憾的。

要创造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

解放周末:2001年起,您就参与起草调整生育政策的集体建议书。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最终是怎样促成“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

彭希哲: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只生一个孩子,并提到未来可能出现的老龄化等问题。公开信中明确表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就着手研究人口政策的调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的人口统计模型、统计方法都开始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一些调查原始数据之间存在偏差。举个例子,按照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2000年后我国每年的总和生育率在1.1左右,非常低。即便韩国、日本都没有这么低。有人尝试用小学生入学数字来反推人口实际情况。但这个数据也逐渐不太准确,因为原来人口不怎么流动,在哪里出生就在哪里读书,后来人口流动了,原来在农村有一个学籍,跟父母到城里后又有一个学籍。于是,就出现了重复统计的问题。

对人口数据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口政策调整的“举棋不定”。记得在讨论“单独二孩”怎么放的时候,有一个方案是说,让10个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省市,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东北三省以及四川等先行试点。但“低生育水平”的判断依据是什么、是否准确,一直面临争议。

到2014年底,人口政策调整的紧迫性愈发明显。因为老龄化加速的程度比想象中快,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也到了顶峰并开始下降。在此前两次建议书的基础上,包括我在内的39位人口学者于2014年底联合发出“全面放开二孩生育限制的建议”,最终获得了中央重视。

解放周末:“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彭希哲: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在2016年回升至1786万人,但2017年又回落到1723万人,2018年进一步降至1523万人,这表明二孩生育意愿已经逐渐兑现。

解放周末:“不愿生、不敢养”的现象依然存在,是否还应出台其他鼓励措施?

彭希哲:我们做过很多调研,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生孩子?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经济上的压力,包括子女的教育费用,也包括多了一个孩子,可能要换一辆车、换一套房;另一个原因就是照料上的压力,周围没有好的幼儿园,尤其是没有托儿所;再就是担心生育会影响妇女的自身发展。

可能有些长者会说:我们那个时候一面工作一面带孩子,好像没有这么困难。但要知道,现在的生育主体多是80后、90后,这两代人的主体是独生子女。随着社会发展节奏加快,他们的就业、生存压力大大增加,同时,养育子女的要求也大大提高。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没有公共服务的介入,可能真的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比如,是不是可以配套完善针对0至3岁幼儿的托幼服务设施?又如,建议男性和女性共享产假,从而让男性能够更多地参与对子女的养育。

就政策方面而言,我认为下一步的调整重点应该放在全面减少生育限制上,要确立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的目标导向,推行“有计划的自主生育”和“有责任的家庭养育”的政策立场,以平衡人民的生育权利和义务,尽可能实现《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设定的人口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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