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暴增到生育率走低，从全国农民有8亿到城镇化率超过50%，从家庭越来越小到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从社会老龄化到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70年来在人口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字显示：2018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数量比2017年减少200万，为近10年来新低。这一趋势，将会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挑战？面对“养老”和“养小”的压力，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多了3000万男性，还是有不少女性“单”着

解放周末：刚刚过去的春节期间，不少大龄男女遭遇“花式催婚”。近些年来，晚婚及晚育为何渐成气候？

彭希哲：民政部门的统计显示，我国城市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接近30岁。结婚年龄越来越晚，确实正在成为一个问题。

初婚年龄的不断提高，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日本女性的初婚年龄已经超过30岁，甚至更高。这与女性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女性受教育时间的延长有很大关系。正常情况下，一个人读完本科就22岁了，硕士毕业就到25岁了，再花几年时间找对象，怎么有条件早婚呢？

解放周末：“迟婚”和“不婚”的背后，是不是与人口性别比失衡有关？

彭希哲：所谓人口性别比，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出生时的性别比，另一个是婚配市场的性别比。

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人类出生时的性别比大致在105：100至108：100区间。由于在人类进化的长期过程中，男性经常要从事冒险性活动乃至战争，所以死亡概率相对较高。等到结婚年龄的时候，男女比例就差不多了。

从1990年我国人口普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出生性别比超过正常区间，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男孩的偏爱。大致推算，就婚配而言，最高的时候，男性会比女性多出3000多万。

解放周末：多了3000万男性，可还是有很多女性被“剩”着。

彭希哲：我不太愿意用“剩女”这个词，因为“剩”字有点贬义。在城市里，很多高学历、高收入的女生不容易找到符合自己理想的男性，所以她们选择主动“单”着。实际上，对“晚婚”的概念，也应该有一个认识变化过程。当今社会，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即使到50岁结婚，两个人“白头到老”的时间也有30多年，并不算短。

解放周末：您怎么看越来越多的“单身族”？

彭希哲：如果说这个人条件比较好，觉得一个人过日子挺好，我想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会被宽容对待的。但如果是因为贫穷原因造成的单身，我觉得社会还是要给予帮助，带他脱贫致富，助他求偶成功。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单身族”应当引起更多的关注和思考。比如，我们现在的新建住房大多是3室2厅、2室1厅，这基本是按照一个核心家庭的需求来进行规划的。可这既没有顾到同住的老人，也没有考虑到“单身族”的需求，还是有所缺憾的。

要创造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

解放周末：2001年起，您就参与起草调整生育政策的集体建议书。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最终是怎样促成“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

彭希哲：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公开信，号召党团员带头只生一个孩子，并提到未来可能出现的老龄化等问题。公开信中明确表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们就着手研究人口政策的调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的人口统计模型、统计方法都开始面临“水土不服”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一些调查原始数据之间存在偏差。举个例子，按照人口普查的原始数据，2000年后我国每年的总和生育率在1.1左右，非常低。即便韩国、日本都没有这么低。有人尝试用小学生入学数字来反推人口实际情况。但这个数据也逐渐不太准确，因为原来人口不怎么流动，在哪里出生就在哪里读书，后来人口流动了，原来在农村有一个学籍，跟父母到城里后又有一个学籍。于是，就出现了重复统计的问题。

对人口数据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口政策调整的“举棋不定”。记得在讨论“单独二孩”怎么放的时候，有一个方案是说，让10个处于“低生育水平”的省市，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东北三省以及四川等先行试点。但“低生育水平”的判断依据是什么、是否准确，一直面临争议。

到2014年底，人口政策调整的紧迫性愈发明显。因为老龄化加速的程度比想象中快，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也到了顶峰并开始下降。在此前两次建议书的基础上，包括我在内的39位人口学者于2014年底联合发出“全面放开二孩生育限制的建议”，最终获得了中央重视。

解放周末：“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人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彭希哲：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数在2016年回升至1786万人，但2017年又回落到1723万人，2018年进一步降至1523万人，这表明二孩生育意愿已经逐渐兑现。

解放周末：“不愿生、不敢养”的现象依然存在，是否还应出台其他鼓励措施？

彭希哲：我们做过很多调研，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生孩子？最主要的原因，一个是经济上的压力，包括子女的教育费用，也包括多了一个孩子，可能要换一辆车、换一套房；另一个原因就是照料上的压力，周围没有好的幼儿园，尤其是没有托儿所；再就是担心生育会影响妇女的自身发展。

可能有些长者会说：我们那个时候一面工作一面带孩子，好像没有这么困难。但要知道，现在的生育主体多是80后、90后，这两代人的主体是独生子女。随着社会发展节奏加快，他们的就业、生存压力大大增加，同时，养育子女的要求也大大提高。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没有公共服务的介入，可能真的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社会氛围。比如，是不是可以配套完善针对0至3岁幼儿的托幼服务设施？又如，建议男性和女性共享产假，从而让男性能够更多地参与对子女的养育。

就政策方面而言，我认为下一步的调整重点应该放在全面减少生育限制上，要确立优化人口结构、提升人口素质的目标导向，推行“有计划的自主生育”和“有责任的家庭养育”的政策立场，以平衡人民的生育权利和义务，尽可能实现《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设定的人口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