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望收获新的人口红利

解放周末：日前，有研究机构称，我国将在2027年提前出现“人口负增长”。您怎么看？

彭希哲：人口学中有一个基本规律：如果平均一对夫妇生小孩数低于2.1，总人口在一定时期后肯定要减少。按照现有的趋势，我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前后趋于下降。但只要不是所谓“断崖式”或“雪崩式”的下跌，这种“人口负增长”并不可怕。

解放周末：“人口负增长”是不是意味着人口红利即将消失？

彭希哲：我们讲人口红利，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机会窗口。当某一个年份，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超过2/3，就意味着人口红利窗口打开了。但是，如果大量劳动力无法实现充分就业，不能创造经济财富，“数量”就不会自然转换为“红利”。

按照经典的人口红利理论，未来10年我国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还会存在，但已经处于快速关闭的阶段。应当在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鼓励有序的人口流动与迁移。

从宏观数据来看，中短期内我国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未来20年将稳定在9亿以上。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需求正在下降，对高端劳动力需求则在逐步上升。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有效匹配，将推动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完善。

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正对劳动就业的传统模式形成冲击。这种“技术性破坏”将在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同时淘汰部分传统职业，并产生新的就业方式和职业形态。

就具体的地区而言，利用各地老龄化程度的差异，采取相应的错位发展策略，有可能使各地区延长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时期。同时，全球范围内还有很大比重的人口红利。随着改革的深化、国力的增强，如能利用好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一带一路”等重大契机，中国将可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收获新的人口红利。

解放周末：要最大限度收获人口红利，延迟退休是不是一个“可选项”？

彭希哲：延迟退休不仅是趋势，而且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一方面，它不会挤压年轻人的就业或发展。事实上，老年人最主要的财富是职场、人生经验以及社会资本，年轻人最主要的财富在于新的知识和创新能力，二者的“用武之地”是有差别的。在当下中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那就是年轻人大量聚集在计算机、互联网相关行业和金融相关行业，实际上与传统就业市场形成了互补关系。

另一方面，延迟退休还会给社会减轻负担。我们现在的养老金制度，要求正在工作的人交钱来养活退休的人。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有助于切实降低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

解放周末：但在一些人的观念里，还是习惯于将“老”与衰弱、与需要赡养画上等号。

彭希哲：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自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我们过去讲，年过半百就是老汉，可现在年过半百还是壮年。现在60岁的人，他的身体状况相当于50年前的50岁人。把这部分人贴上衰老的标签，实际上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

坦率地讲，人们对老龄化或多或少有一种担心。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进入高速老龄化阶段的。从65岁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7%到21%的水平，我们大概只要花35年的时间。同样的过程，法国人用了100多年，其他欧美国家约为60年。

总的来看，我们要克服不必要的忧虑心理，坦然应对老龄化趋势。要在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层面上确立“年龄平等”原则，在弘扬尊老爱幼的基础上重新定义老年与老龄，并对就业制度、薪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行改革，核心在于构建“积极老龄观”，拒绝一味“悲观论”，也不鼓吹“政府全能全责论”。

“传统”和“未来”，互相磨合、互相补充

解放周末：过去两年，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实现了“瘦身”。但透过两座城市的生活垃圾产出量、手机用户数据等，又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京沪两地的人口状况到底在发生怎样的变化？

彭希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思路不断在调整完善。最初希望发展中小城市，其后是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然后是控制特大城市过度蔓延，现在的关键词是一体化发展、城市群联动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京沪两地的人口数量微调，并不具有学术上的指标意义。

分析大城市的人口状况，通常有三个指标：第一个是户籍人口，第二个是常住人口，第三个是实有人口。上海的户籍人口每年都在稳步增长，数字比较清楚；常住人口是指居住超过三个月或半年的，按照这个标准，上海现在有2400多万人，比前些年有一些减少；但实有人口还在增加，来上海旅游、消费、过境的境内外人士一直在增加。

解放周末：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上海该如何进一步优化人口布局？

彭希哲：人才的基础是人口。在人口总量调控取得阶段成果、全国各地在通过各种举措大力引进人才的环境下，上海有必要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人口政策，以实现总量可控、结构均衡、分布合理与素质优化。

我们的研究显示，对上海未来发展影响最大的两个人口趋势是人口深度老龄化和劳动力逐渐减少。在这样的人口条件下，如果没有适当的中长期应对策略，上海很有可能成为一座养老型城市，中心城区居家养老、就地养老的成本会不断攀升，并对生产性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所以我们建议尽快启动上海都市圈的规划建设，与周边地区探索共建特色小镇，增强新型城镇地区在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和人口集聚方面的功能。

此外，上海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表现为中心城区人口减少、近郊区人口增加的趋势，但财政资源、教育资源更多集中在中心城区，资源与需求之间并不协调。下一步，需要全面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加强市区和郊区的联动发展，切实提高全市人口承载力。

解放周末：从家庭层面来看，伴随人口领域出现的各种宏观变化，未来上海家庭似乎也将逐渐告别传统的模式？

彭希哲：在中国，“传统”和“未来”并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相互对立，而是相互磨合、相互补充的。

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家庭是在变小，但并不是简单的“核心化”。“夫妇—子女”户尽管已成主流，却有形而欠实，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核心化”，其功能的完成仍需亲属网络的参与。

还比如，我们眼下对劳动力的判断，基本是按照工业化时代的标准来做的。在智能化的未来，劳动力需求模式会发生很大变化。比如，过去汽车制造业需要大量的装配工人，未来基本都可以交给机器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更多思考的不是劳动力短缺问题，而是劳动者如何去适应新的产业结构和科学技术的变化，以及怎样控制结构性失业。

对照这个要求，现在对孩子的教育，可能学一门具体的知识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掌握学习的能力以及应对变化的能力。只有这样，人类和机器才能联手创造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