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成败皆有实例证明，外来文化“借船出海”实现本土化，是文化传播成功的必要途径，也是标志。虽然“本土化”有主动和被动之别，但只有实现“本土化”才能成为所在国文化的一部分并进一步发展，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规律。

经验证明，任何有传播价值的文化符号，在重视传播手段的同时，更应找到自身的文化逻辑、情感逻辑与传播对象之间的合理对应逻辑，让接受对象能感同身受，不知传播者为何传播，但潜移默化接受并喜爱传播者要传播的文化精神，即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入乡随俗”，客观深入研究融合不同文化的异同，外来文化才能在异质文化中生存并去异质化，从而成为所在国文化的内在组成成分。这是所有历经沧桑、命运跌宕起伏、依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文化符号的共同特征。

“身在罗马，行罗马人之行。”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星巴克能够风靡世界与其始终以所在地的需求更新营销策略有关。在开新店前，星巴克都会对当地的文化、生活习惯以及购买能力做详细的调查与论证，筹划如何融入当地，甚至迎合所在地的饮食习惯，从而有效消除了所在地的心理防御，顺利实现了全球扩张。肯德基为了在中国本土化，甚至专门成立了“肯德基中国健康食品委员会”，在肯德基都能吃到中国式的盖浇饭、凉拌黑木耳等。其他如苹果公司、Facebook 、迪士尼动画等成功的文化品牌，无不是坚持多元化和国际化，以世界各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为自身发展获得不竭的灵感源泉，同时实现自身的世界化。

在对待外来影响的态度上，中西方是相同的，即都是根据自己所继承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要对外来影响加以消化和吸收的。一般来说，人们只能理解自己创造的、经验过的东西。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一个民族既定的文化传统常常构成接受另一种文化影响的背景与前提，与自己的传统相一致的，则充分借鉴，与自己的传统不能融合的，则拒绝或进行想象的改造。中国人最初接受西方文学时是这样，如林纾的翻译，鲁迅将西方浪漫主义诗人“摩罗化”，西方戏剧的戏曲化；西方人最初接受中国文学也是这样，如元杂剧《赵氏孤儿》法译本把唱段删去，寒山诗的英文翻译，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儒、道思想的融合形成中国佛教等等，都是如此。近年来，中国从国际市场引进了很多综艺节目，如2010年起东方卫视播出的《中国达人秀》，2012年浙江卫视开播的《中国好声音》和2014年的《奔跑吧兄弟》，2013年湖南卫视开播的《爸爸去哪儿》等等，都是在经过了中国化，淡化了异域色彩后，在中国市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且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经验和模式。

中外文化交流中的这些成熟案例，可以为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顺利传播提供经验借鉴。也就是说，中华文化传播的前提，是要对沿线国家的民族文化进行细致调研分析，确立差异化的传播手段和方式，做到有的放矢，绝对不能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式地追求大战略、大格局，也不能僵化固持“以不变应万变”的清高之态，更不能采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桃花源式”被动策略，而是要主动去“探幽寻微”，以求“曲径通幽”，细致入心，在差异化中寻找中华文化与所在国文化的共同点，以同求同，然后以同传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文化的本土化，形成基于国别文化特色的“国别模式”、“地方模式”、“本土模式”。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华文化传播只有中国与沿线各国相互合作才能实现，除了中国的主动推动和引导外，还需要中国与沿线各国资源共享，合力共推。在各国形成中华文化传播的“本土模式”基础上，以中国为主导，建立各国经验交流的平台，推动各国的国别经验之间进行互鉴互学，实现不同“国别模式”、“地方模式”之间“跨本土”融合，总结不同文化本土化与所在地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的结合经验，形成相关理论，提炼成熟经验。这样不但能更有效地传播中华文化，也能更直接促进沿线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政治交流。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可以淡化中华文化的主导色彩，使中国主导变成沿线各国共同主导、中国单向主导变成沿线各国多向主导，这样不但能使中华文化在沿线国家的传播效果最大化，而且能够削弱对“一带一路”的负面舆情和抵制，营造更适合中华文化生存生长发展的本土人文环境，推动中华文化在沿线国家全面融入、和谐融合。

（孙宜学，同济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井冈山大学校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