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国际关系论丛”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徐以骅教授主编，作者均为宗教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专家，具有深厚的学科知识功底和学科素养。书稿均经过数年打磨，史料详实，条理清晰，见解独到，在“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节选总序

国际关系“宗教回归”对我国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宗教复兴的同时，我国社会也进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转型期。

在经济上，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政治上，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成功典范，国际上甚至有“中国经验”以及“北京共识”等说法；在文化上，步经济“走出去”战略之后，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也颇具规模，遍布世界的数量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就是此种战略的显例；在宗教上，各种权威数据均表明中国不仅是传统而且是新兴“宗教大国”，主流宗教的增长、新兴宗教的崛起，以及民间信仰的复兴相互交织，成为全球宗教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和宗教政治化趋势以及国内宗教格局的变化，也使宗教成为我国内政外交的突出问题。宗教涉及数以亿计的民众群体的精神需求和生活方式，是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中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以及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全面把握和正确处理的五个重大关系(即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之一。因此，如果说“不重视宗教就无法理解国际关系”，那么不重视宗教我们同样无法理解当前中国社会。

全球宗教复兴对我国的宗教生态和政教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首先，由于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来华传教，传教士不再是中外之间的主要精神纽带。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宗教交流已进入所谓“后传教时代”，西方(以及东方)的基督教差会从台前退居幕后，但实质性交流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多样化和复杂化。宗教的跨国传播打破了我国改革开放前相对稳定的宗教生态，对我国现行“五大宗教”格局形成较大冲击，并且与中国的宗教管理模式产生了张力。

其次，网络宗教信息的无障碍传播及网络宗教的开放性、虚拟性、跨国性和渗透性，使我国现行的将宗教活动限于有形空间和实体形式的大部分法律、法规处于滞后状态，并且对我国政府的宗教以及网络管理工作都形成挑战。

第三，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美国外交政策的“福音化”使宗教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这不仅使中国在所谓“宗教自由问题”上成为美国的“特别关注国”，而且使中国宗教问题“国际化”而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第四，国际宗教运动以及国内外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使我国在国家安全领域面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局面。在国际政治和宗教势力的推波助澜之下，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三股势力针对我国的政治和暴力行动在不断升级，目前显然已构成对我国国家安全的最直接、最具突发性和暴力性的威胁；而形形色色的国际宗教人权运动和宗教非政府组织通常不具暴力性，但影响范围更大或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并且有助推“颜色革命”的能量，因此成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更为经常性的因素。事实上对我国国家安全来说，暴力型组织往往借助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以及所谓宗教自由倡议团体的支持来开展其活动的。

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以及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的要素，中国宗教在全球化时代也具有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中国是宗教大国，具有丰富的宗教资源。中国的国力增强，为宗教影响力的对外投射创造了条件。中国各种宗教的增长以及中国各种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广大海外信徒，可说是构成了我国国家主权和利益的隐性防线。

在谈到中国基督教的增长时，安德鲁·F.沃尔斯便提醒人们不能忘记“中国基督教并不限于中国；遍布亚洲及亚洲以外的海外中国人口中的基督徒目前已为数庞大”，而这是基督教在20世纪的一大发展。他甚至认为基督教与亚洲古老文化的互动“就神学创造性而言开创了一个堪与基督教在公元2世纪至4世纪与希腊文化相遇相提并论的时代”。

历史更为悠久以及信徒人数更多的各种中国传统宗教和信仰，早已成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从草根层次认识和接触中国的主要来源，并且是我国公共和民间外交的重要资源。与全球性“中华经济圈”和“文化中国”并存且作为其价值观和机构性基础的“宗教中国”或“信仰中国”正在不断增长。

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圣经》生产和出口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产品如佛教圣物、印度圣像、俄国圣像、圣诞礼品的生产和出口国之一，但这些还是宗教的商品化或物化，还不具备神学和文化附加值；中国宗教仍处于粗放和内向的发展阶段，目前也不充分具备国际学理对话的能力。不过此种情形随中国宗教日益走出国门而将有较大改观。假以时日，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和合共生”的传统理念和实践势必对世界宗教交流和对话产生重要影响，“‘和风西送’，为国际社会解决宗教关系提供可供借鉴的宗教和睦模式”，挑战宗教少数派如达到一国人口的10%至20%便“足以抵御促进宗教和谐政策甚至可支持解放斗争”的所谓国际公式，并且实现从全球宗教商品提供者到制度性宗教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身份转变。

当前我国的国际参与已经不再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而且日益涉及文化和宗教领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后冷战时期我国国家利益的排序已经发生变化并且日益多元化，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塑造大国形象，可以说已构成当前我国国家利益的四大要件。

国家利益是个双向建构，在内部生存和经济发展得到保障后，国家利益的追求自然会加入更多的外部建构因素如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国际形象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而宗教形象又是分量极重的国际形象要素，处理好国内外宗教问题因此也成为我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环节之一。

我国宗教学者卓新平就曾指出，认识和处理国内宗教问题一定要考虑其国际意义及国际影响，而且对待宗教问题应与我国的“文化战略”相联系，在发挥宗教积极作用时使之成为我国“软实力”的重要构成。我国的“走出去”战略应是全方位和系统配套的。我们很难设想没有传统文化支撑的可持续的经济走出去战略，同样也很难设想缺乏宗教背景和价值观基础的传统文化。宗教向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以及民间外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宗教和宗教团体介入我国对外关系的主要途径，但却是被各界忽视的议题，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理论和实践研究中的短板或缺项。 {nextpage}

所谓“后传教时代”的中外宗教交流，大大推动了我国的宗教学研究，缩短了与国际学术的差距。国内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宗教研究水准渐次攀升，部分高校在宗教研究项目和开设宗教课程的数量上已堪与美国私立综合性大学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全球宗教复兴的时代中国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具有较高的前瞻性和适应性，不仅具备在宗教学领域为中国对外战略提供学术支撑和人才储备的能力，而且自身也已成为在该领域中外学术的交流平台和相互认知的权威渠道。

国际关系和宗教学新老两大学科目前均为国内学界相对热门的学科，但两大学科之间较少互动，被形容为“两股道上跑的车”。近年来不少学者尤其是宗教学研究者积极介入对宗教与国际关系的讨论，把关注点从“身边”转向“天边”；而国际关系学界对宗教问题从完全忽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从“世俗”转向“神圣”，不仅宗教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出现相互取经的端倪，而且宗教与国际关系广、狭义的研究，即宽泛路线与深窄路线之间也开始出现对流趋势。受全球宗教复兴影响、凭借我国博大精深的宗教传统、基于自身学科发展需要，并且由我国对外战略利益驱动的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完全有可能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节选序言

本人主编的“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论丛”自2010年问世以来，前后共收入了三部关于中外天主教的史著，即王首贞博士所著《中世纪法国民间宗教思潮研究——以卡塔尔教派为中心》、谢子卿博士所著《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1640-1710）——早期全球化时代的天主教海外扩张》，以及即将出版的段世磊博士所著《耶稣会在东方的教育活动研究（1549-1650）——以印度、日本和中国澳门为中心》。此三部专著虽均为高校青年学者所撰的史著，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外天主教史研究的最新进展。

在中国天主教史这一研究领域中，中国礼仪之争当属最热门的议题之一。特别是近10多年来,该研究领域的名篇佳作层见叠出,有关专家学者不胜枚举,而相关研究空白亦正在被逐一填补，以至仅仅列举有关成果和学者也颇费周章，有关综述更难能做到准确周全。因此只有在理论、方法、资料、视野等方面另辟蹊径，方能在不断增加的现有成果中脱颖而出，在该研究领域有所建树。

谢子卿博士这部专著实施“学术突围”的策略有以下几种。首先，本书摆脱了天主教在华或对华传教史的既定框架，试图从天主教世界传教史的视角下来讨论中国礼仪之争。近年来国内学界已经开始关注礼仪之争以及天主教在华传教运动的国际面向，如国际传教团体内部的争斗等。在此基础上，本书对围绕着保教权和传教领导权而展开的教廷内斗、教廷与葡萄牙的争斗，以及葡萄牙和法国这两个天主教传教大国的恶斗等相互交织的冲突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不仅如此，本书在详尽披露了天主教会内和传教团体间折冲尊俎和互相争斗之内幕的同时，还仔细考察了天主教会宣教利益与天主教国家海外扩张之间互为表里和错综复杂的外相，把作为天主教会史和中国明清史一部分的中国礼仪之争放在更广阔的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史、17、18世纪世界史以及所谓“早期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来加以审视，拓展和丰富了中国礼仪之争的内涵和外延，从而进一步确立了研究中国礼仪之争的世界史意义。

第二,本书把中国礼仪之争和天主教在华传教史拓展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并在此基础上对与西学东渐相对应的汉学西进作了独特的观察和思考。本书对主要由中国礼仪之争所激发、或以中国礼仪之争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作了这样的描述，即主导西学东渐的来华传教士把西学传入中国，然后把汉学传到西方，再把西方对中国看法和态度传回中国的循坏反复、相互作用的曲折过程。诚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中西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不能只聚焦西学东渐而忽略汉学西进。西学东渐成就卓著，虽然主要还是在浅表的技术知识领域，但汉学西进却鲜为人知。事实上，与西学东渐相比，由中国礼仪之争所引发的这一波汉学西进并不逊色，它不仅使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实现了“质的飞跃”，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西方汉学的形成和发展，并且刺激了对民族崛起和国家强盛所不必可少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倘若我们穿越一下时空，把17、18世纪的天主教传教运动描述为全球化运动的先声，或者把中国礼仪之争说成是东西方世界观、价值观直接碰撞的早期版“文明的冲突”，就像本书所做的那样，那么发生于同时的西学东渐和汉学西进则是现代公共外交的雏形。在中西交流史乃至一切人类交流史上，宗教传播通常总是与文化传播深度融合、难分难解的。

第三，中国礼仪之争既有若干主角，也有众多利益攸关方，这也造成了关于该议题学术研究的多样性。本书选择聚焦中国礼仪之争的主角之一的法国，并将法国在中国礼仪之争中究竟起何种作用作为主要预设问题。对聚焦法国本书给出的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在17世纪末巴黎外方传教会取代了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而成为反对中国礼仪的主力，使礼仪问题被激活和激化而成为法国乃至欧洲的舆论焦点，并最后促使教廷决定禁止中国礼仪；二是引起中国礼仪之争以及对礼仪问题争辩最激烈的场域并非中国和罗马教廷，而在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因此中国礼仪之争其实不仅是传统上所说的北京与梵蒂冈之争，而且更是中国与法国之争，或者更直接地说是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礼仪之争；三是法国全面介入中国礼仪之争，不仅是法国国内天主教复兴的结果，而且是法国国力强盛，在远东扩张国家利益上欲与其他欧洲强国一争高下的必然选择。研究传教运动的所谓国内基础（home base）是近年来国际传教学界显见的趋势，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传教运动都是如此，有学者甚至称传教运动对国内教会乃至社会的影响要超过对传教目的国的影响。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把作为中梵宗教关系之一部的中国礼仪之争处理为中法宗教和文化关系之一部。此种处理方式是否纠正了以往中国礼仪之争过于关注中梵关系而忽略中法关系、侧重中外宗教关系而漠视文化关系的偏颇；或是否既符合历史事实，又符合学术研究潮流，相信读者在读完本书后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徐以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