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全面解读疫情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2020年4月11日下午，由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与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二期“疫情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研讨会如约举行。当前国内政治、经济领域相关知名专家、学者及海外华侨企业家，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时间维度就疫情形势、世界经济、中美关系、地缘政治以及应对之策五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帮助深入解读疫情对中国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影响。

一、疫情形势

1) 总体形势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教授判断，总体疫情未来可能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短期内，也就是到今年6月份，疫情会稳定或下降。美欧6月份处于中国3月份的状态，社会活动逐渐恢复，这属于比较好的情况。第二种情况是美欧国家疫情长期化。出于制度和价值观差异，国家选择控制住疫情但不进行全面测试，疫情下降速度慢，并且经常反复。这种状态会使美欧甚至全球经济无法走上正轨，进入长期慢性化、常态化。第三种情况是更加恶化，疫情中心会从美欧转移到南亚（印度）和非洲。后者人口多、医疗水平差，羸弱的管理能力可能会产生几百万上千万的死亡。而且，疫情在南半球过去以后，到了秋天又回到北半球，世界面临一波比一波更厉害的冲击。我们希望第一种情况，但实际情况可能并不理想。价值观影响下的美欧制度不可能像中国进行严格限制，所以会漏洞百出。如果出现第三种情况，世界经济就会瘫痪，各国都不愿意背负责任。现在西方已经有嫁祸中国的苗头，当这种舆论压力大到极限时，舆论就会变成国家政策。中国也将面临从没有过的压力。

2) 中国形势

曾在国家发改委国际司工作的林大建女士表示，中国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既有被动之处，即武汉是第一个爆发的地方，也有主动之处，即能在有限时间内控制疫情。我们第一波疫情控制主要靠社会组织，目前情况也证明了这种方式控制疫情的有效性。但疫情短期的经济政治的影响依旧具有不确定性。

中国在西班牙侨民黄志坚认为，国内目前对疫情的第二波返潮的预测受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国内领导人应警惕经济窒息出现，推动居家隔离时期电商行业的蓬勃发展。

3) 西班牙形势

黄志坚分析，现在西班牙反对派跟政府基本上达成共识——共同抗疫，但是很多反对派，包括民众，对政府当前举措有很大的不同意见。现在团结一致但不代表不会秋后算账。脆弱的左派联合政府在这样的经济危机状态下面临右派尤其是极右派抬头，政府有可能在疫情以后垮台。很多民众已经要求追究部分政府人员的刑事责任，认为8万人的球赛和三八妇女节的游行加剧疫情的严重程度。左派为了追求政治正确，坚决不取消三八妇女节的游行，成为导致疫情蔓延的一个节点。截至4月10日，西班牙国内因疫情导致的死亡率约为10%。首相提出将之前颁布的禁足令延长到5月11号，意大利延长到5月3号。此外，疫情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打击同样剧烈，从供应链到销售端，整个传导过程都受到其渗透影响。在西班牙经商的华人经济损失高达30%。西班牙副首相对目前口罩、呼吸机等医疗资源短缺挤兑现象进行检讨，表态将成为继美国、法国、德国之后第四个重塑国内工业的国家。欧洲部分国家当前采取群体免疫措施，力图在医疗资源允许的范围内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然而，由于疫情传染性非常强，医疗资源挤兑短缺情况可能持续存在。欧洲很有可能进入在疫情控制下与病毒共存的时代。

黄志坚指出，西班牙等南欧政府一直对欧盟有所抱怨，但也是南欧国家从欧盟得到的输血最多。如果没有欧盟，南欧的发展不会如此。西班牙的基础设施都是加入欧盟以后，通过欧盟贷款建设的。所以，西班牙对欧盟又爱又恨。恨主要来自其认为欧盟的支持不够。欧盟是一个妥协的机制。此次南欧政府，包括法国，倡议发起共同债券，但是受到荷兰、德国等国家的反对——主张在欧盟稳定机制框架下解决问题，最终没有通过。如果复工以后没有共同债券发行，经济恢复将很成问题。至于如何解决，富裕国家跟南欧，也就是疫情严重国家看法不一，到现在还没有求得妥协方案。

二、世界经济

1) 世界经济趋势

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晓通教授判断，疫情将把世界经济带入U字型。由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受到冲击，世界经济将会掉头向下，这个底部会比较长，可能是三年，甚至三年以上。从世界经济长周期的视角来看，现在很可能处于第5个长周期的第二阶段，也就是经济下行阶段，除非等到下一次工业革命才能够迎来新的增长。所以世界经济将呈U型走势。从2020年到最终走出低谷，完全恢复大概需要5年的时间，即要等到2025年。

林大建认为，由于疫情对各国经济政治产生的深远影响，可能导致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加大，从而面临全球经济运行和增长模式发生较大改变，这将使对经济周期的讨论丧失意义。当前研讨疫情在国际政治领域引起的经济实力消长的内容较多，而影响下一阶段经济实力的消长最关键的因素是国家对疫情的控制程度：如若控制得当，对减轻国内政治压力及恢复经济竞争力是起关键作用的。

国泰君安研究所全球首席经济学家花长春认为，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可能才刚刚开始。第一，全球经济的短期及长期影响依旧可能是U型危机。最先发生的公共卫生危机而导致金融的流动性危机并不能排除萧条的可能性。按照常规模型计算，欧美新增病例理应在4月初达到顶峰，目前病例数正常来说应处于往回倒流的趋势。但实际情况却是当前的累计病例数依旧大幅度上涨，故极有可能导致在4月底5月初出现较为严重的医疗资源挤兑现象。至于疫情是否会有第2波或者第3波以及长时间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均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第二，逆全球化倾向会更加严重。国家很有可能在后期新增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链的政治立法。新兴市场会有更大程度上的衰退。虽然这种预测仍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不确定性，但明年在正常情况下理应有一段恢复中国民营经济的缓冲期。目前，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短期仍处于U型，若按这样发展，明年会有一小段复苏期。而从中长期来看，国家主要会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产业链问题。由于海外政治立法需求不同，可能产生通胀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二是对全球金融的巨大打击。疫情对评级一般的中小企业打击较大，对银行影响较小。若疫情持续时间最多至第2-3季度，银行在政府财政帮助下暂不会出现大量坏账。部分企业虽可能倒闭，但不至于出现大面积的倒闭，属于较乐观的预期。但是，整个资管、保险业会面临一个较大的流动性错配风险。

2) 欧洲经济

黄志坚以西班牙侨民当前面临的经济冲击为视角提出欧洲存在经济窒息现象及可能出现的经济萧条。首先，疫情的突然袭击使中国供应链严重受损，此后迅速传到欧洲。总体上疫情对整个经济社会打击较大，且对整个经济影响表现为从供应链到销售端的整个传导过程的渗透影响。目前暂且不能把疫情简单地定义为一次危机：如若时间持续较短，确实可能类似于经济危机那样并有可能通过一个U型的经济转变逐渐恢复；但若疫情持续较长时间，其不确定性也将大大增强，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影响也就越大，中国国内经济已经较为明显地表现出销售及供应端的停滞。4月10号欧盟财政会议发布{nextpage}武汉大学政管院研究生的初步政策显示：虽然5000亿的新冠债券仍未发行，但目前总体5500亿的社会援助资金已暂时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针对国家援助发放的2400亿；二是针对欧洲银行担保发放的2000亿；三是对员工短期补助的1000亿。但这个补助资金仅仅是疫情时期对国家、企业及个人的短期解困措施，对疫情过后整个复工的恢复措施、经济的复苏举措暂未体现出来。同时，针对欧洲经济是否会滑坡依旧有诸多预测：欧洲总体上属于消费型经济且南欧国家主要收入和就业来源自第三产业中的旅游经济。倘若缺少资金大幅度的整体流动，尽管政府下令不允许大幅度裁员，但严峻的经济形势仍会造成失业率的上涨；目前持续的禁足令延长也会使夏季的消费高潮呈现大幅度下降的趋势。

3) 中国经济

黄志坚表示，从经济贸易的角度来看，全世界进口贸易暂时处于停歇状态，这势必会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造成重大影响，尤其是沿海一带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像宁波这样的港口城市受这次疫情冲击，其外贸出口的下降也是相当惨烈。经济恢复好转在于疫苗及特效药研发时间。就目前而言，中国采取措施效果较为显著，而现在疫情已蔓延至全球——欧洲已然变成全世界较为严重的感染地区。因目前基本经济体都属于重灾区，故整个供应链到销售端已普遍出现停滞不前的现状，这也导致经济全球化时代下的经济模式会反过来传导到中国。总体判断为：在这次疫情过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功能会进一步削弱；同时在开发出正式疫苗前，世界经济总体上暂不会得到迅速恢复，甚至更为严重地会导致人道主义的灾害。

黄仁伟提出，疫情是判断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第一出发点。中国最有经济活力、最有财政收入的省份——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东南沿海一带都是在国际经济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如果国际经济出现塌陷，则中国唯一有财政盈余的省份将全军覆没。

4) 经济的政治影响

林大建认为疫情短期内对经济政治的影响依旧具有不确定性。我国这次面对疫情所采取措施在国际上产生很大影响，全球各国，尤其是美国对疫情的反应和各种公关手段也将对我国国内舆情，从而对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近年来出现的所谓“逆全球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上一轮市场和资本驱动的全球化导致的各种失衡，例如地区失衡、贫富差距、经济社会失衡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这次疫情将进一步推进对全球化及现代化的深度反思：这次疫情会促使我们往哪个方向转变？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和途径应侧重哪个方向？毫无疑问这势必会对今后国际政治的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包括疫情前后对消费模式及经济模式的改变。

三、中美关系

林大建女士认为，这次疫情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外比较，特别是中美比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网上的反应来看，经过这次疫情，中美双方社会都更深切的感受到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巨大差异，特别是在政府作用、社会组织和国民性方面存在的差异感受最为直接。这将成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心理基础。

花长春简要概括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发展：美国权威性大机构民调显示高达70%的美国人要求中国为这次疫情负责，同时这种舆论在欧洲也普遍存在。所以，对中美关系的进展需进行深一步思考。美国虽可以通过旅游来缓解账户赤字，但这一现象仍然经常发生。中美之间第一阶段协议目前无法顺利开展，美国政府有可能以疫情为借口制造贸易摩擦。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巍重点阐述了疫情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和下一阶段中美经贸关系面临的挑战与压力。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达成本来能够部分缓解中美多重复杂的矛盾，但在过去三个月，新冠疫情加剧了中美关系的下行，尤其是加剧了中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敌视。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疫情直接导致官方直接接触减少：基于中美关系目前处于多重复杂问题频发的状态，直接接触的减少必然导致矛盾的堆积以及误解的增加和发酵。以前，相对理性的经贸渠道畅通，双方能够经过多轮谈判传递信息，沟通的频率和程度能够缓解国际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和一些误解，尤其是技术官僚之间的沟通。而现在，这些沟通基本完全中断：中美直接沟通渠道目前只有领导人电话，而电话的效果非常有限，故目前情况属于多个双边和多边的沟通渠道基本中断的状况。第二、疫情加剧了民间的敌视：因传染病同别的灾难不一样，通常而言，传染病比其他的社会灾难更容易加剧社会道德的恶化，引发人的情绪焦虑，相互推诿责任。这在美国舆论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三、疫情带来经济下行期，而经济下行使国际矛盾更加尖锐。《经济学家》曾预测，G20国家中除了中国、印度、印尼三个发展中国家外，其他大部分国家都将负增长，美国是-2.8%。这给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的执行造成困难。其中，协议要求2020年美国对华出口较2019年增长40%，2021年再增长40%；能源进口将无法执行。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购买力呈大幅下降趋势。就目前而言，中美脱钩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国家间产业回缩也会影响国家间贸易。今年中美贸易将延续去年的负增长状态，美国国内会有更多鹰派鼓吹产业回流，甚至提供政府资助帮助企业完成这个过程。目前，美国从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已然降到第三。总体而言，疫情加剧了中美关系的恶化。因目前中美双方的舆论战容易导致意识形态的战争，如若中美双方更加专注于处理本国事务，让双方民意稍加冷静则有利于形成更健康的关系。

四、地缘政治

1) 疫情、经济危机与地缘政治

张晓通提出，疫情、经济衰退、地缘政治如影随形，是一个“三环套”。这次世界三大经济体-中美欧处于疫情“震中”，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经济衰退必然引发地缘政治的连锁反应，地缘经济就是两者之间的结合点。各国会更加保护自己的资产、技术、供应链、食品安全以及生物科技等，经济会成为各国的主要手段和目的。欧盟内部讨论了很长时间的外资审查条例终于在疫情面前迅速通过，欧委会提出要打造一个地缘政治的欧委会。反过来说，经济衰退和地缘政治回归，会极大阻碍全球联合抗疫的努力。各国各扫门前雪。中国在当前阶段的国际合作中走在前面，但美国还远远落在后面。如果疫情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引发经济衰退，发达国家将难以拿出力量去帮助他们。所以，疫情、经济衰退和地缘政治是一个相互勾连的关系，不能把某一个因素单独拿出来看。判断未来世界政治经济走势时，必须全面地、联系地、历史跟现实结合地看。疫情是一个中长期影响，一年过后世界会大不一样，这是疫情、经济萧条、地缘政治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林大建认为，决定下一阶段经济实力消长和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关键在于国家对疫情的控制程度：如若控制得当，国内政治压力将得到有效缓解，经济竞争力也会尽快恢复。就控制方式而言，大家对群体免疫、疫苗及特效药各执己见，但中国这种以社会组织为核心的抗疫方式经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即使未来还会出现新的疫情，中国还是能从容应对。

2) 大国关系

张晓通认为，大国关系比拼的是谁能抓住历史关键时刻。中国“两个百年”计划的时间节点一个是2021年，下一个是2049年。美国同样规划在202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250年时，确保“美国再次伟大”。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尤其忌惮“中国制造2025”，悍然发动了对华贸易战，实施贸易霸凌主义。因此，中美博弈的第一个关键时间段就是2020-2030年。这也是中国崛起的时间表。国家间关系并没有在世界级战“疫”中变得和谐，一些西方政要反而借机对中国污{nextpage}名化。习总书记说，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这个较长时间至少要到2025年，甚至2030年。

五、应对之策

1) 思想领域

黄仁伟指出，习近平主席近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讲到，“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外部环境长期变化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这是继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和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个根本性的战略口号后的又一战略变化。其中，外部环境是空间，长期是时间。中央在常委会上的公开提问表明当前学界对两个重大变化的具体内容的研究远远不够，大部分专家都还没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此，全球化的倒退程度、中国和世界产业链的中断程度、美国和西方联手制造的可能壁垒以及技术上全面切断对华供应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如果各国都把疫情责任往中国身上推，甚至要中国赔偿，中国肯定不干，因此现在就要做好包括理论和战略的思想准备以及包括力量部署和政策调整的工作准备。

2) 经济领域

林大建表示，中国当前战胜疫情的关键法宝在于动员群众及组织群众的能力。通过这次疫情，使我们看到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及民间力量对中国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通过对上一轮由市场和资本作为主要推动力量的全球化的反思，我们可将新的全球化理解为以社会建设为主体，发展社区友好型经济模式的进程。欧盟制定的长期规划中曾提出以追求文化多样性为目的，发展以基础网络支撑的社区友好性经济模式。疫情之后，我国也可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适度发展社区友好型经济。在此基础上，从里向外逐步向“一带一路”国家推进。上一阶段一带一路建设的侧重点主要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即能源、交通、电信、物流网络的建设。今后可将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和社区经济的自给自足作为新一轮重点建设领域，解决导致地缘政治冲突的宗教种族等各种问题，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花长春看到中国可以从三方面抓住经济机遇。第一，从产业链的角度看，目前一些产业链在海外受到冲击更大，欧洲整个汽车产业链、日本对中国的机械设备的出口，包括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如果整个供应链融资都存在一定问题，国内一些企业可以从市场角度进行替代。第二，从中长期的视角来看，新的生活方式肯定产生新的消费方式，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在家远程办公、网上消费模式等一系列变化。生活方式改变对于相应行业，尤其是5G、数据等新兴行业产生更大的需求。第三，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可能提供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资产环境。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政策空间、基本面情况比发达国家更为稳定。此次疫情之后，欧美资产负债表扩张较大，增长也较缺乏。由于资产负债表扩张之后再扩张能力弱，相应资产收益会变薄。就2008年到2018年之间的情况比较来看，中国相对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速，一些长期投资者投资的区域可能集中过来，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可能面临机遇。

3) 政治领域

黄志坚认为，华侨处境令人担忧，中国政府需为此表态并作出相应举措。如果疫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研制出来，政府需要思考在医疗资源允许的范围内的群体免疫问题，不能把把未来全压宝在疫苗和特效药上，经济保不住比疫情更可怕，要评估社会代价，要两害取其轻，在医疗资源等能够承受的情况下逐步恢复正常的社交和经济活动。

李巍认为，目前中美双方精英人物都需要在情绪上冷静下来。舆论战没有赢家，双方都不需要，也不应该有打舆论战的思维。冷战包括经济上的相互封锁、政治上的相互结盟对抗以及意识形态上的相互竞争。我们不应炒作哪个国家抗疫模式更好，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事情，各方面过于强调只会加剧民间情绪上的敌对，这对中美合作抗疫不是一件好事情。

此外，中国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坚持开放，不搞自我封闭和隔离。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当所有国家都走向贸易保护，美国是从1934年就开始走出贸易保护，贸易保护只持续了短短4年。事实也证明美国是整个大萧条当中最早恢复的国家。中国一定要保持定力，坚持开放。

中国要高度重视东南亚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当中的战略性地位，以前排名第四的东盟十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的战略性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东盟国家人口多、经济发达，是发展中国家当中比较好的经济板块。作为中国的经济后院，这个板块对中国很重要。另一方面，东盟国家将成为连接欧洲、日本和美国的桥梁，如果美国、欧洲和日本聚到一块，把中国排除在外，这个环境会是很糟糕的。东南亚部分国家实际上可以扮演产业链的桥梁，这样中国和其他国家脱钩的态势很难完全发生。

（供稿：武汉大学政管院博士生郝念东，武汉大学政管院研究生张罗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