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面临疫情、经济衰退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三重挑战。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伴随着10年后的经济危机以及二战引发人们对疫情、经济萧条和地缘政治冲突之间密切关系的思考。为全面解读疫情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2020年3月21日下午，由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与武汉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一期“疫情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研讨会以线上形式成功举办。会议邀请来自政府、高校、媒体各领域人士从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视角以及国际国内不同层次解读疫情影响，就疫情形势、疫情影响、应对之策及相关国际关系理论反思四方面进行深入交流探讨。

一、 疫情形势

（一） 疫情认知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副院长丁纯首先表示，关于疫情认知有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即疫情本身的负外部性非常强、作为一个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外生冲击并具备一定的随机性及需具备全球化的视角。全球多个国家面对疫情的突然袭击采取的执行手段大有不同。只有在对病毒的充分认知下才能对其采取针对性的举措，武汉抗疫成功便是典型事例。英德政治家因相应的社会认知，民众习惯而作出无法阻止其扩散的判断，故在阻吓民众以提高公众警惕同时尽量推迟疫情集中暴发的时间以减缓对医疗体系的冲击，避免出现体系瘫痪，降低致死率，即高传染但低死亡率。

丁纯还指出，各国抗疫绩效取决于政治家等群体对病毒的认知、采取的策略、民众的习惯、社会的共识、医疗资源和卫主体系的规模质量及全社会应急能力等的综合反应。应对效果取决于国家综合的KPI，不宜简单地下定论。因国家民族文化意识不同，习惯不同，国家之间很难直接进行简单对比。譬如，意大利死亡率高可能是因为其作为全欧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以及特别的家庭生活习惯。同时，病例确诊检测覆盖范围、漏检患病人数，基础病人排除都会造成各国确诊病例死亡率的误差。

（二）社会形势

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与政策》英文杂志常务副主编黎浩指出，中国在疫情发生之初面临医疗物资暂时短缺、物流配送不及时及国际舆论压力，但政府果断调整防控方案，采取封城等一系列强有力措施，加上全体社会公民的高度配合，国内疫情在两个月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国外疫情未能及时受到重视，逐渐演化为全球大流行，境外输入病例日渐增多且逐渐成为中国主要新增病例来源。我国在抗疫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抗疫经验，在制度文化、信息通讯技术、医疗技术、基建优势、医药物资供应、中医药辅助治疗等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

黎浩指出，抗疫之初国际社会虽然对中国充满了肯定和支持，但也有部分声音对中国的评价比较负面。美国特朗普当局第一时间切断与我国的往来航班，并利用其舆论平台和工具多次发表抹黑中国的不当言论，使原本紧张的中美关系愈发紧张，也加重了美国当地日常生活用品及呼吸机、口罩及核酸检测试剂等抗疫基础产品供应出现极度短缺的现象，严重影响其自身抗疫。只有中美相向而行，才能有利于全世界的共同抗疫。

（三）新加坡案例分析

新加坡《时代财智》杂志记者张俊以新闻媒体人的角度将这次新兴冠状病毒定义为有传染性的会致命的慢性病，并推测：这次疫情至少持续1-2年的时间，其后期影响可能超过两年。这一观点受到同期新加坡当地星展银行的评估报告和新航飞行情况的印证。在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疫情定义为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当天，张俊采访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专家也曾表示这次疫情将会比SARS表现得更为严重。新加坡国内确诊病例呈倍数型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面对这次疫情表现沉稳，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举措针对性强且可行性高。新加坡领导人表示，将对从1965年建国以来一直较为稳定的物资战略体系进行调整。国家已经从长远考虑制定两个“30”工程 — 到2030年实现食物自给自足达到30% （目前绝大部分依靠进口）。此外，国家致力于一如既往吸引外资，确保国际吸引力。2月18号，第四代领导王瑞杰的预算报告中提出包括109亿新元赤字在内的大预算（2015年以来最高赤字额），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抗击疫情。新加坡在首发阶段严防死守，逐步采取封城措施，民众接受程度良好。

二、 疫情影响

（一） 经济

丁纯指出，疫情对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分析判断。就目前而言，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表现得极为明显，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中断，进而引发经济衰退等一系列严峻后果。

张俊指出，疫情对新加坡的经济是一个挑战，但有希望得到解决。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新加坡70%的物资从马来西亚进口，而马来西亚已采取锁国政策。尽管新马两国的物资渠道仍然畅通，但因马国国内高速网络受限、物资运输效率降低，新加坡在之后一段时间内国内物资供应势必会受到影响。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金融部主任Sumit Agarwal在疫情开始之初曾透露，这次疫情属于“V”形的recession（经济衰退）, 而不是”U”形的depression（经济萧条），而recession在经济学中一般指两个季度或半年以上的金融危机，该论断也从侧面反映疫情可能是个较长期的情况。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一国两制与国家统一研究所副所长赵柯指出，这次疫情将会加速全球化放缓的趋势，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的区域化以及全球金融体系分化。三大跨境生产体系主要指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生产体系、以德国为核心的欧洲生产体系和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跨境生产体系。2013年之后，区域内的贸易大于区域间的贸易，成为后金融危机较为明显的特征之一。疫情带来的大量限制生产要素流动的措施让很多国家意识到过度依赖其他经济体系的危险。全球金融体系的分化在疫情冲击下表现得更为明显。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形成的C6联盟在疫情的演变下进化成C9联盟。C6联盟虽然是一个多边无期限、无限额的货币互换网络，但从C6和C9联盟的成员国组成可以窥见目前全球金融体系分化趋势。

（二）政治

张俊指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透露4月可能开展大选，这一想法因疫情暂时未得到有效控制遭受反对党的强烈反对。提前大选可能是对疫情会产生长期影响的必要反应。

赵柯指出，受疫情影响，全球政治的对抗性也在增强。较为明显的是，2016年欧盟发布的第二份全球战略文件里指出欧盟处在相互依赖、联系相互紧密但政治间的相互对抗性在增强。{nextpage}

三、 应对之策

（一）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黎浩指出，病毒传播不分国界，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应积极致力于单双边国际合作，并参与相关全球治理，为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建议，中国在经历这次疫情大考之后，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及资源优势推出我国的全球卫生战略，并通过多边平台发起多项全球卫生倡议。开展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多边平台是联合国，而开展全球卫生治理最重要的多边平台是联合国系统下的政府间组织世界卫生组织(WHO)，其在全球设有六大区域办事处，并在多个国家设有国家代表处，在全球范围内还有800多所世卫组织合作中心。中国需要更加紧密地和WHO的各类机构合作，整合国内资源，基于当地国实际需求，就经验分享、医药物资供应、技术咨询、人员派遣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供相应援助合作方案。我国对疫情的对外援助与合作需基于自身国力及历史合作情况，科学选择援助对象，量力而行。同时，加强我国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和机构与国外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密切对接，建立良好的协同机制，提高我国对外援助与合作的资源匹配效率及有效性。中国还应积极组织专业人员，加入WHO组织的传染病、地震、台风等突发应急活动，提升我国专业人员的全球卫生应急应对能力。

（二） 基于WHO平台的WHO可行性倡议

黎浩提出，由于我国抗疫在多个方面展现了巨大优势，基于WHO平台可发起和参与的倡议有很多，但需量力而行。以下几个方面可以优先考虑：

第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ICT）优势和积累的抗疫经验，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强化卫生应急体系能力建设。中国卫生应急体系方面的经验可以在WHO的框架下和他国进行分享。中国可以参与相关ICT的投资和建设，用于培训发展中国家医务人员或开展联合科研。第二，发起新药及疫苗的多边采购倡议。我国在医药产品的集中采购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如国家医保局成立以后，基于带量采购，与制药企业进行谈判，药价降幅巨大。一个基于WHO平台的多边采购倡议有利于把新药及新疫苗价格透明化，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受益。第三，利用我国的防控经验、软件开发及应用优势，支持WHO建立卫生应急事件监测系统。国家也可以成立专门的国家级实验室，与WHO进行对接。基于应急监测系统还可以开展很多后续活动，我国可以基于该平台与WHO及其他国家持续开展合作。第四，我国也可提出相应信息共享方面的框架和公约，但信息共享可能引发政治发酵，因此需对共享的具体内容进行限定。第五、中医药在我国抗疫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可提出相关倡议，鼓励各国发展传统医学，相互交流经验，并促进相关立法，促进中医药进一步走出去，造福全世界人民。

（三） 全球化放缓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要想继续推动全球化，需要在弥补治理赤字方面有所作为。首先，扩大内需，让整个中国大市场对其他国家构成吸引力。其次，中国应就经济全球化的补偿机制提出可行的政策倡议，弥补全球化输家。上一轮超级全球化由于没有顾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遇到了很大阻力。第三，完善国内建设，增加国民收入。中国启动自身这个非常大的市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消费能力、支付能力。全球化放缓会使外需有一个大的减退，那么内需就很重要。中国需要在收入分配，包括税制改革等方面做出努力。 

（四）国际组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任琳指出，全球治理是世界各国共同的事业，国家特别是国际组织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平台，理应冲在最前面。实际在面对这次疫情的过程中，全球卫生治理的主体是是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发挥的作用是为主权国家参与全球疫情防控提供必要的指导、协调和引导的作用。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邢瑞磊副教授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组织创立过程中已将自身利益绑定得非常牢固，中国想要在这方面腾出手脚相对困难。所以，中国可以在策略上转向一些不与安全领域直接挂钩、社会领域或人道主义、社会发展或个人权利以及一些技术和功能性国际组织，并在其中多发挥一些功能。并且，中国可以依据改革开放积累的多年经验对技术优势、社会发展、全球化的补偿机制总结一些经验，制定与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积极互动的国际战略。

邢瑞磊提议，鉴于中国在现有突发治理事件中较优越的制度优势及管理模式，中国可以在区域层面及全球层面成立一些专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国际性机构。中国也可以借助这种平台提供国际性的对外援助，同时呼吁各国不仅要关注国际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各类风险，同时不能忽视社会领域的不确定性风险。

四、 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关系理论反思

如果把国际关系理论当作一种高度抽象的模型，理论研究就是要找到模型的确定性因素，进而发现其发挥机制和最终影响。现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般围绕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两种方法论探讨一个确定性的国际政治世界。西方主要基于个体主义理解国家行为，整体主义主要从整体的结构和角度上来看国家行为。

（一）世界风险社会

邢瑞磊指出，对疫情的正确认识应建立在世界风险社会的前提至上。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在1986年提出“现全球化时代这样的后工业化时代本身是风险社会”。国际关系理论从本质上说来是一种确定性之力，但是，这次疫情提出的不确定性治理，无法从传统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角度找到实质的意义。因为这个理论的模型是问题导向，不是理论导向。风险性社会最主要的特点即为不确定性指标，但人类希望建立一个确定性的社会。因此，人们应针对主要问题领域的不确定性因素，通过进一步思考来转换成确定性的治理方式以此维持整个世界的稳定。近期澳大利亚发生的山火和多国遭遇的沙漠蝗虫灾害对自然环境及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冲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对能源市场及金融市场形成一定程度地波动，构成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国际治理机制协同性

针对当前国际社会的多重不确定性风险，邢瑞磊从国际安全、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提出三种理想的国际治理模式即市场治理、社会治理和公共治理。将其落实的关键则是如何把多元行为体有效结合起来，即一种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往往体现在实现合力，而不是彼此竞争、互相拆台。这次疫情对全球治理的理论模式提供启发，即有针对性地采用多元治理模式。防控疫情需考虑不同国家领导人采取的方针政策及东西方国家体制等一系列不同因素的影响。

（三）国际组织

关于国际组织的功能，中国学界对国际组织的理解跟自身的国际身份相关，首先是一个学习者、参与者，然后是模仿者，当前进入到倡议者阶段。受历史影响，中国更多关注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领域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但是，国际组织的类型是非常多元的，全世界共有7万多个大大小小的国际组织。他们对主权国家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涉及国家权力发展方向。国际组织的作用是大国之间实现和平冲突的平台。同时，有其自身最基本的运行逻辑，参与塑造国际规范以及发挥行政功能。在全球化的时代共识下，国际组织在治理的不同领域发挥的功能包括国家在里面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在国家直接相关的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有非常大的话语权，一些技术性问题也会转向一种政治化问题。

（供稿：郝念东，武汉大学政管院博士生；张罗颖，武汉大学政管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