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人口:全球化时代的妙招
2023年08月08日  |  来源:王正绪   |  阅读量:2596

当前我国促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困难是有效需求不足。同时,中国社会总体上还有一些长期的问题需要解决。少子化带来的长期人口持续下降,带来市场缩小和社会供养比例持续提升的长期趋势,即是这样一个长期性问题。

通过进一步拥抱全球化,加大制度性的开放力度促进经济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工作可以积极推进。

提高有效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积极扩大境外来华旅游的规模。

日前,国家决定恢复对新加坡和文莱公民15天免签的政策。同时,境外信用卡账号可以绑定支付宝与微信的支付功能,这极大地改善了境外游客在境内旅游期间的支付便利程度。中央有关会议也提出了增加国际航班的要求。

这些对扩大境外游客来华旅游均是有益的信号。

但总体来看,我们对境外来华旅游市场的拓展还远远不足。还应该有更宏大、更坚决、更彻底的举措,才能真正使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国际旅游大国。这方面,最近有学者提出若干建议,非常值得认真对待。

首先,要真正实现观念转变,认准境外来华旅游的巨大潜在市场。例如,我们应当明确在中期内(如3-5年)实现每年1亿人次的来华旅游。这是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国际旅游目的国的一个目标。

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在疫情发生前,每年来华旅游的外籍游客(不含港澳台居民)仅三千万左右。而人口只有两千万、三千万左右的西班牙、法国,每年接待的国际游客则达到或接近一亿人次。

如果采取大幅度的开放措施,应该可以实现国际来华旅游人数一年内即翻一番,达到6-7千万人次的水平。如此,在3-5年内达到一亿人次,并不会太难。加上港澳台地区每年入境旅游也接近或超过一亿人次,则每年境外旅游将达到或超过两亿人次的规模。

虽然入境游客在华停留时间有限(几天至一个月),但是旅游人员在境内消费活动高于普通居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是明显的。

要实现这样的巨大“范式转变”,即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旅游大国,有许多技术性工作要做。首先要全面开放旅游签证。学者建议,中国可以主动对所有国家开放30天免签政策。这首先也将是一个巨大信号,有力地刺激境外居民来华旅游的兴趣。也可以参考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不是简单实行免签,而是设立方便的电子签证制度:任何人只要在网上提供个人信息,即可批准发给有效期为30至180天的短期旅游签证。

准备足够的设备,使来华游客在机场和口岸即可开通微信支付宝和中国人民银行的电子货币等支付方式。这有利于扩大人民币的使用,也大大方便游客在境内的消费。

实际上,为了激励更多游客来华和鼓励他们使用人民币(包括电子人民币),可以在入境时设置这些支付方式时,每位游客奖励50-100元的额度。

我们要改变思路,不必担心境外游客在华期间可能从事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行为。这方面中国的公安和国家安全部门的有关设施与机制,是完全有能力应付的。(对于边疆地区如西藏或新疆,可以适当提高管理标准。)

为适应中国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国际旅游目的地国家,国内应当系统性地改革一些微观层次的制度。例如,应该大幅度降低或取消能够接待国际旅客的酒店、宾馆、民宿的管理要求。国际旅客乘坐火车、地铁的方便程度也应该大大提高。

出来国际来华旅游市场处于严重开放不足的状态外,少子化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挑战。少子化必然带来总人口持续减少的长期趋势。不少人对这一趋势的严峻性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影响还认识得不够。

另一方面,近来在网络兴起一股否定结婚、反对生育的声音,向年轻人灌输不结婚和不生育的理念。我倾向于认为这是境外对内地的“认知作战”的一部分。更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认知作战”似乎正在取得效果——愈来愈多主流媒体似乎也开始接受和复制、传播这一类论调。

另一个类似的、我认为也是认知作战的一部分的现象,是网络上出现的努力抹黑、攻击买房和按揭购房行为的现象。这两个问题(抹黑婚姻、生育和制造对购房行为的)应当引起重视。

应对少子化问题的一个方向是采取较大力度开放国外劳动和生育人口来华。应该通过积极措施有有效的管理,允许东南亚、南亚、中亚、非洲一些国家的青年人口来华。这方面,可以学习新加坡的外来劳动力管理体制。

与此相关的,更长期的办法是要尽快理顺在外籍人员入籍归化的制度体系和管理体系。中国目前有接近14亿的总人口,有限度地吸收归化人口,对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完全可控的。

例如,如果每年接收6-7万归化人口,则只相当于全国人口的千分之零点五。如果这6-7万人不是集中在单一城市,这样的外来归化人口对我国的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是很小的。但是,归化了6-7万人口相当于增加了千分之零点五的人口增长率,这极大地改善了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极低的局面。

由于归化的人口均处于工作年龄和生育年龄,既不会增加社会总体的供养负担,还能增加劳动力供给、增加消费,同时增加了育龄人口,大大有利于总和生育率改善。

与此相关的是应当积极开放跨国婚姻市场。国人都记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东部大城市的女性选择与日本、美国、欧洲的男性结婚后移民。如今,许多东南亚、南亚、非洲、中亚、俄罗斯的适婚青年对与中国居民结婚也是有充分的意愿。国家应该创造条件,以利于国内未婚人员与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育龄人口组建家庭、生育下一代。

对通过在华学习或在华工作后归化入籍的设定合理的门槛。例如,入籍申请者必须有硕士或以上的教育水平,在华居留时间(可以包括学习与工作时间)达到一定的年限。

无论是通过在华学习后、在华工作后归化入籍,还是通过婚姻和家庭团聚的路线入籍的,可以考虑几点原则。首先,入籍人员均采用中文姓氏和名字。其次入籍和来华工作与居住的人数,在各城市适当分配,避免外籍或新入籍人口过度集中在单一或若干城市。

如果对每个省份、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城市限定每年的归化和永居身份的配额,那么即便每年全国接收10万左右的归化和永居人员,也不到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对我们的人口结构和文化等的冲击,应该是完全可以吸收的。

但这相当于获得了0.7个千分点的人口增长。而且这10万人均处于育龄(特别是通过与中国育龄人口结婚组建家庭方式来华育龄人口),对提高人口出生率有巨大的助推作用。事实上,在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或少有的保持人口增长的国家,就是因为其新入籍的人口的较高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

因此,在全球化的时代,大力度开放依然大有可为。

(作者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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