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前一封公开信一样，这封公开信也挂在网络上供支持者签署。在这封公开信上联署的人士，大多是前军事或情报官员，知名度不甚高。之所以值得一提，主要还是在于这些观点和看法在美国有支持力量，有"信众"，这些"信众"又遍布美国政府中的白宫、国会、情报安全部门及其他重要部门，相关观点通过这些掌权者反映在有关政策和举措中。

还能反映这股力量的一个动向是，2019年3月，美国政府一些前官员和政策顾问在华盛顿恢复了一个曾于冷战时期成立的委员会，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所谓威胁。冷战时期成立的"当前危险委员会"是出于对付苏联的目的而成立的。新的委员会则名为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China，它有40多名创始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智库人士、宗教和人权活动分子等。曾任特朗普首席策略师的对华鹰派人士斯蒂芬·班农也名列其中。该委员会警告称，中国对美国及其自由理念构成了攸关生死的威胁，美国须立即警觉，就战胜这一威胁所需的政策和优先事项达成新共识。根据该委员会主席布赖恩·肯尼迪的说法，委员会的建立旨在帮助美国意识到中国构成的各种常规和非常规威胁，并思考如何抵御。委员会完全独立且跨党派，以提醒美国民众和政策制定者了解来自中国的生存性威胁。"它的目的是解释中国的军力建设，以及他们积极开展的信息战、政治战、商业战、网络战和经济战带来的范围广泛的威胁。"

这样一股力量在美国可以说一直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说，"应对当前危险委员会"的出现并不足为奇。但值得重视的变化是，原本处于光谱中间地带的外交政策精英阶层，出现了向右端靠近之势。即便是上述的前一封公开信，也认为中国近年来令人不安的所作所为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了严峻挑战，这样的行为包括∶加强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控制，推行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等等。这些挑战需要美国予以坚决有效的回应。另一例则是，历来以严肃著称的布鲁金斯学会得出看法，冷战以来指导美中关系的各种假设正在被重新审视，有的甚至被彻底推翻。虽然北京的外交政策决定的背后意图仍有待讨论，但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在其周边地区和全球各地正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使得政策应对的调整成为必要。

（二）质疑战略性共识的声音始终存在

那么，美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究竟有没有达成战略性的共识?应该说，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很难有什么问题是各方都意见一致的。然而，这并不等于任何问题都没有共识，在中国问题上，这共识恐怕就是对华强硬，要坚决有效回应中国所为，进而言之，是压制住中国，维护美国一超独大的世界地位。

这里涉及对"共识"一语的理解。如果共识是指意见一致，从这两封公开信来看，美方人士的判断和看法很不一致，甚至南辕北辙，这样来看应该是没有共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问题还有另一面。就当今在美国政府中执掌政权的力量及其侧近人士看，对华强硬、与中国展开竞争、警惕和压制住中国又是具有相当高程度一致性的观点，因而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共识。

这就是，在美国眼里，中国已经从一个潜在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变化为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执政力量对中国的认知，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方针，发生了颇为重大的转变。即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入主白宫，具体做法（如在经贸问题上）或有差异，而深层的认知却难有大的不同。这便是某种共识的体现。过去，中美是"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不是一个问题，如今却成了问题。

早在2005年，属于共和党传统建制派的时任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演讲时，提出了著名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一说。此说一方面认可中国是"利益攸关方"，另一方面要求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2019年12月4日，佐利克应邀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年度晚宴上演讲，讲题变成了《美中能是利益攸关方吗?》。被佐利克称作当今与中国对抗的逻辑是，拒斥中国能够在美国所构建的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想法。他还拒斥中国能够做贡献的看法，甚至拒斥中国可以或能够以补充美国利益的方式而行为的看法。在佐利克看来，要意识到，如果美国的政策设定中国在美国所设计的体系中做不到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那么，美国实际上将促使中国领导一个平行的独立体系，实行截然不同的各项规则。佐利克表示理解今日的很多抱怨，但存在着很严重的风险对美国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它们视而不见。不断对抗的一个基础原则，是设定与中国的合作失败了。"佐利克表示，2005年当他选择"利益攸关方"一词时，脑子里想的是，凡利益攸关方在一项共同的事业中必都有利益。那个利益值得为之工作，甚至坚持不懈，维护它，适应它，扩大它。只有蠢人或懦夫才会简单地抛弃这事业。作为利益相关方而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利益相关方也相互竞争。对它们的管理应在提供共同利益的更大框架之内进行。

佐利克的这一演讲，质疑了当前美国政府有关中国的若干认知和做法，相对来说还可算持平之论。同时，也应注意的是，此前美中两国是利益攸关方被视为当然，问题只在于能否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现在则对是否"利益攸关方"本身提出了疑问。

议论纷纷中，2019年10月24日，美副总统彭斯发表了特朗普政府的第二个对华政策讲话，继续对中国进行各种指责，而在最后一部分则在语调和态度上有所缓和，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对抗，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如果有人问特朗普政府是否寻求与中国"脱钩"，那么回答是一个毫不含糊的"否"。彭斯称，尽管在美中关系中面临很多挑战，但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美国不会允许这些挑战排除与中国的务实合作。同时又表示，美国将继续寻求对华关系的根本性重构（a fundamental restructuring）。在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美国将持续到底（stay the course）。这一用语同前述第二封公开信的用语是相同的。

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不少不同于当前美国执政者的声音，如前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Thomas J.Christensen）和前驻俄罗斯大使麦克法尔（MichaelMcFaul）新近就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提出批评。柯庆生认为，不存在什么新冷战，美中战略竞争不同于美苏冷战。中国在一个全球化、包括了美国很多盟国在内的跨国性生产链中处于中心地位，以及并不存在中国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争夺意识形态至高地位的积极争斗，都意味着我们不大可能看到人们在冷战中所看到的全球对抗同盟体系的兴起。问题在于世界是否正在走向形成两个敌对的集团。没有这样敌对的集团就不会有冷战，而是形式非常不同的大国竞争。

麦克法尔则指出，美国在冷战期间曾经有过多次过度反应或过于简单化的判断，如把所有的左翼和民族解放运动都视为必须打败的敌人。这一心态导致了冷战时期美国一些极糟糕的过度行为，包括麦卡锡主义、杜撰的"导弹差距"论、越南战争以及支持残暴的右翼专制政权，甚至包括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而且，冷战并不冷。根据学者戴维·霍洛威（David Holloway）和斯蒂芬·斯特德曼（Stephen Stedman）的估算，在1945—1989年间有多达2000万人死于130场战争，其中许多是因超级大国对立而被推高的。像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0'Brien）那样错把中国领导人视为斯大林的继承者，可能导致美国重犯那些错误。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必须抵制对中国在世界上的所有行为都进行反制的冲动，就像杜鲁门相信他针对斯大林不得不做的那样。这一思维方式驱迫美国的冷战战略家们深深卷入了悲剧性且本不必要的越南战争。

可见，这一类不同于当政者的商榷或反对声音也持续存在，且这里提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表明了在一定条件下美国对外政策变化调整的可能性。

三、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变化的可能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出现又一轮对华政策辩论，不同观点林林总总，互争短长。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加剧了论争。从这一意义上说，当前美国并未形成对华战略共识。然而，这其中又正在出现比较一致的看法和主张，也即认为中国咄咄逼人，美国要与中国竞争和对华强硬，压制住中国的进一步上升。

我们始终应该认识到，中美关系是一个互动的进程，双方在互动中反应，在互动中相互塑造。这一互动反应又跟其他方面的因素相交织，其中尤其是各自国内的发展。对内与对外、国内与国际，前所未有地联系在一起，相互反应，相互激荡。美国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美国对华认知和行动上的种种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发展变化的反应。美国若完全把问题归因于中国，或中国完全把问题归因于美国，都是简单粗暴的臆断，但却可能与事实背离。

美国之看待当今中国，就如在上面两封公开信中具有代表性地反映了的，不管中国的意图是良善的抑或非良善的，中国力量的迅速上升本身就对美国构成了挑战甚或"威胁"，再加上意识形态因素、体制差异因素的重大影响，就演变和形成了系统性的对华认知，即∶中国经济崛起挑战美国经济霸权，中国进军高科技挑战美国高科技垄断地位，中国"重商主义"挑战美国自由贸易，中国"一带一路"挑战美国地缘政治优势，中国发展模式挑战美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文明。而在中方看来，美国意图遏制中国，不断挥舞大棒施加压力，以压促变。于是，这两者之间很难不发生碰撞和冲撞。

2020年5月，由白宫提交给国会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文件，是又一个例证。该文件称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构成了三大挑战∶第一，经济挑战。其中包括"一带一路"。通过"一带一路"及其他主动行动，中国扩大了在关键技术部门中使用中国技术标准的努力，加强了中国的公司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而以牺牲非中国公司为代价。美国欢迎中国对与国际最佳实践相一致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但"一带一路"各个项目常常在这些标准之外运作，低质量、腐败、环境破坏、缺乏公共监督或当地社区参与、贷款不透明等等是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