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中国意图和行动作出的清晰评估、对美国众多战略优势和缺陷的再评价，以及对更大双边摩擦的容忍，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特朗普政府实行了对华竞争方针。结论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针反映了美国对其如何理解和应对中国作出的再评估。美国认识到两大体系（two systems）间存在着长期战略竞争。经由一种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的路径和回归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将继续保卫美国的各种利益，推进其影响力。与此同时，美国继续以尊重和擦亮眼睛的方式与中国接触，挑战北京使其遵守各项承诺。

2020年6、7月间，特朗普政府的四大"金刚"，即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司法部长威廉·巴尔（William Barr）、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先后发表经过协调的对华政策讲演，就有关中国问题的不同方面提出种种说辞和指控。奥布莱恩谈论意识形态问题，雷谈论情报活动，巴尔谈论经济方面，蓬佩奥则"总其成"，自称其演讲是对"美国人民"细述"中国的威胁对我们的经济、对我们的自由、对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然而，这里明显存在着美方对华战略性误判。这种误判有可能会带来相当严重的政策后果，它们包括∶

（一）误判中国有一个长期战略，想取美国全球地位而代之

被特朗普政府高官捧为"顶尖"中国问题专家的白宫顾问白邦瑞，其《百年马拉松》的副标题就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而正是这本书又似乎成为白宫的"必读书"，产生了不小的消极影响。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以《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为题，一番冷战用语，给人以恍若隔世之感，然而这种思维又是根深蒂固的。

（二）宣称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

2017年12月白宫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此就作过明确的表述。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演讲，引用了尼克松1967年发表于《外交》季刊的标志性文章。在该文中尼克松称，长期来看，美国付不起永远把中国排斥于国际大家庭之外的代价。到中国改变后世界才会安全。因此，美国的目标是必须影响各种事件。他使用了"诱导"变化的字眼，主张美国的目标应是诱导变迁（induce change）。在蓬佩奥看来，尼克松1972年历史性的中国之行，开启了美国的接触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后来，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愈发设定，伴随着中国变得更繁荣它将越来越开放，对内变得自由，对外的威胁下降。它将变得更友好。然而，美国所追求的那种接触并没有带来尼克松所希望的那种变迁。因而，接触战略失败。如此判断，几乎完全否定了50年间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显然是大可商榷的。

在新的情势下，美方有人提出了与中国"脱钩"的主张（英文动词为disengage或 decouple）。提出这一主张的理由是，美国在多年间被中国占了便宜，美国被中国利用了，中国"偷窃"了美国的技术，还进行强制技术转让等。解决的办法是与中国或中国经济"脱钩"。这一判断及相应的主张可谓重大，不能不成为中美之间的一个新的重要问题。在某些发展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中美"脱钩"的一些端倪，这十分明显地反映在技术领域。特朗普政府决定限制对中国重要企业出口芯片等核心部件，打击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不由分说地凶狠"断供"，不能不使中国顿感被"卡脖子"，醒悟必须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而不能过于依赖外部供应（日本对韩国的"断供"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识）。

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很快即采取行动推进自主创新。然而，这需要时间，还取决于自主创新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成功。在市场方面，中国同样也意识到，假如过于依赖某个国家的市场，同样会由于风吹草动而陷于被动。这样看来，技术和市场方面某种程度的"脱钩"可能势所难免，正在发生。然而，由于40年来中美之间在各方面都已经形成了深度融合的关系，要全面脱钩十分困难。问题在于摩擦是否得到管控，在于避免这一关系螺旋式持续下滑，并以符合中国根本利益的方式加以处理。

在很多人士眼里，中美两强已经进入对抗的轨道，其势难以逆转。本文认为，得出这一结论的根据尚不充分。我们既应该看到"不变"的一面，也应该看到"变"的可能性。美国新的对华战略性认知一旦形成，就可能是长期而"不变"的，这种战略认知便是中国崛起构成对美国的长期挑战，中国是头号竞争对手，美国要与中国开展战略竞争，等等。而在行事风格和具体政策上，美国的政策又是有可能"变"的，例如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对国际合作的政策取向等，竞争的方式和力度也可能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特性是由美国两大政党交替执政的制度所决定的。总统四年一选，当另一大政党的候选人胜选后，美国政府多达3000 余名高级官员需要更换，而由另一批在以往四年间暂时栖身于各大智库、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而"蓄势待发"的"后备"官员取而代之。美国有言曰∶"人即政策"（People are policy）。政策是由人制定的，如此之多的政府高级官员发生变更后，执政的理念、具体的政策、行事的风格等不太可能不发生一定的变化。这就意味着，一旦白宫主人变更，对外政策调整势必存在一定的空间和可能性。

我们既要看到"不变"的一面，也要看到"变"的可能性。本文并没有用"根本性变化"或"重大变化"之类的语言，而是谨慎地使用"变化"这样的字眼。需要强调的是，随大选而来的这种变化可能又是重要的，值得密切关注和跟踪，以便对相关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把握。

四、结语

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新一轮的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中，美国战略界实际上出现了无共识而又有共识的局面。无共识是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互争短长，不遑多让，2019 年下半年发表的两封公开信是其明证。然而，在无共识中又显现出了某种共识，其重点表现在美国新的对华战略认知上，这一认知的基本点是认为中国在其周边和全球咄咄逼人，已成为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多年来的对华接触政策不成功，美国应该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或立场。

可以预计，美国的这一战略性认知将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不会轻易改变，而是会贯穿于未来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中。同时，由于美国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共和、民主两大政党交替执政的规律，美国对华战略政策又会随其政治变迁而具有一定的变异性，存在一定的调整空间。

因此，我们不应过于僵硬、直线式地看待美国对华政策的走向，仿佛中美关系已经决定性地进入了对抗的轨道。我们的分析表明，政策制定者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作出政策调整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明白了这一点，就会体认到"事在人为"，从而为一定条件下中美关系某种程度的转圜预做准备。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