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以地方广电为基础的县级融媒体加快垂直整合。目前融媒体建设存在“单兵扩散”和“云端共联”两种模式，前者主要以当地广播电视台为基础，地方宣传部门推动对当地所有的媒体资源进行整合，并探索政务、便民服务与媒体的融合，典型案例就是长兴融媒体建设模式；后者是指将区县资源融入高层级媒体的“融媒体云”，如浙报集团“浙江媒体云”、江西日报社“赣鄱云”、湖南日报社的“新湖南云”等（朱春阳、曾培伦，2018）。从目前来看，中国广电由于具有5G商用牌照的政策优势，“单兵扩散”模式可能凭借政策利好，进一步带动垂直方向的整合。因为5G带来的更高层级网络速率使得视频的长度也会从如今短视频向中长视频迈进，但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更高难度的资源协同和参与。

第三，党媒与民营媒体的头部力量通过平台嵌套的方式互相弥补短板，实现双赢。从2G到4G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传媒业的变革在驱动下存在滞后性，虽然有边界突破的可能，但并未占据主导。相较之下，总有民营媒体能够在第一时间把握技术特点，形成新的平台。如果两者不能实现嵌套发展的话，对于党媒来说将始终被技术甩在后面，对于民营媒体来说，则可能因为游离在制度之外而增加政策沟通成本；若两者能有机结合，对党媒来说，其目标是坚持融合，凝聚中间阶层和本地用户，提升社会沟通能力和效果为优先；对民营媒体来说，其目标是突出品牌，坚持创新，实际上是双赢的过程。

六、讨论与结论

克莱·舍基在《人人时代》中指出，互联网并非是在旧的生态系统里引入新的竞争者，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在全新的生态系统中，传媒业从机械复制时代的垄断性内容生产转而成为PGC（专业生产内容）、UGC（用户生产内容）、MGC（机器生产内容）的融合局面，这是媒介形态变化和技术赋权带来的必然结果（克莱·舍基，2015：50）。

对于传媒业来说，2G到5G各个阶段的技术特征所带来的区分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传播速率提升带来内容形态变化，从图文并茂到视频化主导；第二，技术门槛带来网络主体人群的结构性变化，从中间阶层到“三低人群”再回归到中间阶层；第三，网络技术的“去中心—再中心化”过程重塑了传播格局中的权力关系，传媒业从垄断性的中心地位回归到普通中介（即节点位置），但又因为中国传媒业所肩负的政治使命，使其必须要凝结网络主要群体，重新成为关键节点。

然而，2G到5G时代的变革历程中，传媒业对于技术影响的深入思考，是由传播格局变化所激发的。这种定势思维使传媒业的变革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主要表现为一味强调多媒体资源整合，以传者为中心，忽视了网络主体人群的切身诉求。直到“媒体融合”国家战略的提出，传媒业才开始重新理解技术驱动下媒介形态变化和社会形态变化，转向以“用户为中心”，再造融合性平台，并且意识到只有打造完整的信息生产系统，才能凝聚网络主体人群。

虽然中国传媒业的变革走了一个弯路，但这个弯路也让传媒业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麦克卢汉在20世纪60年代的精准预言：媒介（亦名为人的延伸）是一种“使事情所以然”的动因，而不是“使人知其然”的动因。如果不能把握媒介形态对人的重塑作用，创新内容生产方式，回应网络主体人群的诉求，传媒业在平台化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再次处于下风（麦克卢汉，2000：82）。

与此同时，传媒业仍有一个经典问题尚未解决：即技术驱动下，传媒业的现行管理制度如何自洽？因为互联网诞生之初就是去中心化的，而“再中心化”的结果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不受行政级别制约。因此，5G时代必须直面的问题是，如何对传媒业的管理制度进行优化，避免重复投入、资源浪费、低效生产，使传媒业的改革能够更平衡更充分。（注释略）

(李良荣，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院长，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国际传播研究所所长；辛艳艳，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