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技术对推动中国传媒业的变革具有基础性作用。自互联网诞生以来，传媒业不仅要面对全新的媒介形态挑战，也要应对技术赋权下传播主体人群的结构变化。本文通过分析2G到5G时代中国传媒业的变革历程，发现技术驱动下传媒业最大的变革是思想观念的变化，从以“传者为中心”、坚持内容生产变革转向以“用户为中心”、坚持融合性平台创新，并且意识到只有打造完整的信息生产系统，才能时刻凝聚网络主体人群。在5G时代，传媒业应坚持平台化发展战略，在智能化与场景化的技术特征下，持续深化媒介融合，以资源整合促进技术应用、信息内容、终端平台和管理手段的共融互通，形成各具特色的生态性传媒品牌。
每一次移动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都被认为是一场划时代的跨越，带来传播领域的巨大变化。从简单的短信文本到图文并存，从视频直播到场景体验，媒介形态造就了传媒业的全新业态，技术革新的时代意义与传媒业发展的时代意义紧密结合起来。
1994年中国全面接入互联网以来，中国传媒业从大众传播时代逐步进入移动传播时代，媒体类型也从单一的介质划分（报纸、广播、电视等）变为多元类型（专业媒体、机构媒体、自媒体和平台媒体）划分。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的供给者也在不断适应传播格局的变化，重新划定边界，保障传媒业的错位发展与有序竞合。这一次又一次的跨越中，每个阶段的技术区分特征为何，传媒业如何认识技术挑战进行自我革新，改革效果如何推动下一场变革，背后是否蕴含着独特的规律，这些都是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技术何以成为影响传媒业的基础性力量
传媒业的发展，最典型地表现在媒介形态的不断变迁上，而媒介形态背后的核心支持就是技术。因此，媒介技术、媒介形态也成为一种对新闻活动史进行划分的标准（杨保军，2019）。传播技术演进的过程，也是媒介格局不断调整的过程。技术何以改变传媒业？从既有研究来看，大致有几种共同的认识：
其一，技术生态性地改变媒介形态，形成一种多重媒介环境。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新技术都产生一种环境，“环境不仅是容器，而且是使内容完全改变的过程。新媒介是新环境”（麦克卢汉，2016：66）。在尼尔·波兹曼所倡导的“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中，媒介既作为感知环境，同时也是符号环境。媒介形态的生态性变化所体现的是文化、科技与人类传播之间的互动共生关系，以及媒介形式的相互关系、媒介形式与社会力量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表现（林文刚，2007：序）。在这种认识中，传播媒介不是中性的信息渠道（即单纯的工具），媒介技术独特的物质特征和符号特征使其具有特定的偏向，并促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结果。
其二，技术以“赋权”的形式，打破传媒业的信息垄断地位，改变传播格局。从社会科学领域来看，赋权（empowerment）理论有三种天然的取向：首先，对象主要是社会中那些“无权”（powerlessness）的群体；其次，赋权作为一种互动的社会过程，离不开信息的沟通与人际交流；再次，赋权理论天然地具有强烈的实践性（丁未，2009）。从这三个层次来看，传播与赋权有密切的关系。将传播作为社会基本活动和机制的约翰·杜威，就对媒介技术持有乐观主义的态度，认为现代技术（尤其是作为一种技术和物质进步手段之标志的传播）具有“建设”作用，不仅能实现“信息的传递和交流”，也能承担社会改良的使命，使它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殷晓蓉，2009）。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技术赋权成为新闻传播学讨论的热门话题，根本在于互联网改变了传媒业因机械复制技术形成的信息垄断格局，“大众自我传播”（mass self-communication）（Castells，2007）极大地推动了更多植根于本地的、更加个人化的交流与传播的实现（延森，2019：87）。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媒业不再是垄断性的组织，而是退回到中介的位置，因为新技术通过信息生产的去工业化和新闻消费的去仪式化（Broersma & Peters，2013：1-12）颠覆了新闻业在信息领域的垄断地位，并且改变了传统新闻业的实践规范进而影响其社会角色和功能（陈红梅，2018）。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去中心化—再中心化”革命，让传媒业不得不从传播主体即人的活动角度来认识传播形态（隋岩、曹飞，2012），过去的“先组织再传播”已经变为“经由传播而组织”（谢静，2011）。在如此变化下，传媒业的新闻生产流程也必然发生改变。“专业化”转变为“社会化”（李良荣，2018：131），目击新闻、网络爆料和社会动员，普通草根的声音更多被传统媒体报道所吸纳（张志安，2016），算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从用户平台、新闻生产系统、新闻分发平台等关键维度上（彭兰，2017）塑造了全新的新闻文化和把关标准（张志安，2018），新闻价值判断、内容分发变成一种自动决策过程（方师师，2016）。
其三，技术导致的传媒格局变化为传播制度变迁提供创新动力，以规范传媒业的有序竞合。正如上文所说，非专业化的生产力量对既有传媒业发起挑战。互联网公司凭借技术优势和资本优势，在传媒业站稳脚跟。互联网公司之所以具有如此能量，关键在于传媒业的政策松绑。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明确新闻媒体可以在确保国家绝对控股的前提下，允许吸收社会资本，打破了传媒业资本纯度100%国有的桎梏。在混合所有制下，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资本公司以技术为媒，在求取资本平稳增值的过程中，将新闻传媒当作新的业务增长点，以资金和技术的形式，介入多种类型所有制形式的新闻传媒类企业，客观上改变了中国新闻传媒业的生态结构（郭雅静，2017），形成专业媒体（professional media）、机构媒体（institutional media）、自媒体（we media）和平台媒体（platform media）四种类型媒体并存的现状（张志安，2018）。
不过互联网公司虽然借助制度便利得以进驻传媒业，以效率榜样的身份扮演着“局外”的制度供给者角色（曾培伦，2011），但依然要遵循国家基于权力分割和剩余控制权配置的传媒制度安排（刘艳娥，2014）。对于呈现滞后性、诱致性、政府主导性（柳旭波，2006）的传媒制度变革来说，技术对传媒业的影响既是一种压力，同时也是变革动力。
综上所述，技术对于传媒业的影响是基础性、全方位的。对于传媒业来说，技术因素的不同维度阐释，就是不同的变革路径。因此，本文想要厘清的问题就是，技术驱动下中国传媒业何以发展至此？不同时期传媒业分别在何种维度回应技术变化，这种回应如何影响传媒业的走向？抽丝剥茧之后，我们的视线再回到当下的行业发展，审视5G时代传媒业发展的走向和亟需突破的关键问题。
二、2G时代：互联网的崛起（1994—2007）
2G时代可以追溯到1994年，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使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迎来了自己的互联网时代。此时技术的革命性意义在于数字调制取代了模拟调制，使互联网突破了多种传播元素（文字、图片、图像、声音、视频）和不同传播介质（报纸、广播、电视台）的壁垒，首次实现多媒体传播。然而，受制于网络带宽和上网成本的制约，互联网的核心适用人群依然是高学历、高收入的知识精英，这一人群同时也是支撑传媒业话语权的关键受众。
因此，2G时代，互联网被理解为一种全新的信息渠道，对传媒业是一种信息增量。在此基础上，传媒业的变革更多地还是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直到手机这一全新媒介的出现，埋下了技术赋权的种子，也让每一个公民看到新媒介能够通过组织动员的方式进行权利抗争。
（一）理解新媒体：作为渠道的互联网
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兴起了创办门户网站的热潮，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tta Annan）把它称作除报纸、广播、电视外的“第四媒体”。这时，中国传媒业将互联网这一媒介形态看作信息增量，借助互联网能够实现海量信息传输、交互和超时空传播，传媒业的发展也因互联网而产生无限可能性。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有了自己的BBS网站（1994年）、第一份中文电子杂志《神州学人》（1995年），并形成了以人民网（1997）、新华网（1997）、央视网（1996）为代表的国家级网媒，以千龙网（北京，2000）、东方网（上海，2000）、浙江在线（浙江，1999）、大洋网（广东，1995）为代表的地方网媒。
更石破天惊的是，民营媒体也在此时破土而出。1990年代后期，一批民营资本创办了门户网站，最具影响力的是四大门户：新浪（1998年）、网易（1997年）、搜狐（1998年）、腾讯（1998年），搜索引擎百度（2000年）也在此时创办。虽然网络媒体已经形成规模，但传统媒体网站与民营媒体网站风格迥异。前者是新闻内容生产者，后者是新闻刊载者[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