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笔者对2010至2011年间195个案例的量化分析（李良荣等，2013），“三低人群”所关注的议题集中指向“政府/官员”，并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关键因子，其中又以官员腐败为主，体现网民对政府执政不当和官员行为失范的集中关注；涉及利益诉求的事件更容易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房地产调控和动拆迁相关事件成为“主力军”；“因言反腐”和“看图识贪”也成为流行现象。“我爸是李刚”“天价烟局长”和“表哥”杨达才等都是在社交媒体上引起广泛关注的舆情事件。
与“草根媒体”相比，传媒业虽然在理论上也具有“政治沟通”的作用，是公共性的代表，具有舆论监督职能。但在现实中，囿于一级政府一级媒体的管理体制，“职责同构”的现实限制了传媒业的政治沟通能力。传媒业与网民群体的区隔造成“网络舆论场”与“主流舆论场”的分离。此时，传媒业的广告增长率从高位跌落，年轻读者开始流失，发行市场出现萎缩，这些都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媒体的强势地位。
（三）进驻平台、转变文风：传媒业的“群众路线”
2012年，“微博女王”姚晨的粉丝量（1955万）是《人民日报》发行量（280多万）的七倍多，这个数字足以彰显3G时代，传播格局完成了“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的蜕变。与此同时，相关制度的缺失也给了社交媒体蓬勃生长的空间。自2005年以来，国家并未出台明确的文件对于社交媒体的信息发布进行规范，140字的言论在不触及法律底线的情况下，也不属于“时政类通讯信息”的范畴。因此微博信息的发布、转发都拥有较大的空间，使得网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诸多行动打破了过去传媒业垄断的单一话语，重塑了一个新的依托于网络的“公共舆论中心”（李良荣、郑雯，2012）。
为了挽回“三低人群”这一网络主体人群，传媒业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革：其一，进驻微博平台，抢占第一信源的优势。2011—2012年，传统媒体形成了注册社交媒体账号的高峰。截至2013年7月1日，新浪微博媒体机构账号已有2万个左右，粉丝数达到2.21亿人；腾讯微博媒体账号总数增长到2.6万个，这些媒体账号覆盖了全国所有的省级行政区域（喻国明，2013）；其二，新闻业展现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以争取基层群众。截至2011年底，重要主要新闻媒体建立基层联系点1000多个，编辑记者赴基层采访人数超过3000人次（中宣部新闻局资料中心，2012）。
即使如此，传媒业也无法扭转颓势，因为社交媒体带来的“去中心化”是不可逆的过程，“社交媒体”的“再中心化”已经形成，成为传媒业不可忽视的话语力量。
四、4G时代：“媒介融合”下的结构性嬗变（2013—2018）
作为3G技术和WLAN的结合体，4G技术可以保证100Mbps以上的下载速度和20Mbps的上传速度，几乎能够满足所有用户对于无线服务的要求。在高流量手机的加持下，高质量图像、音频、视频一跃而起成为网络传播的主要形态，用户能够接触到的内容从二维的图片文字变为以视频为代表的三维“场景”。
与技术进步相伴随的是政府对于网络传播行为的日渐规范。在微博主导下，虽然能倾听“三低人群”的利益表达，但是也充斥着情绪化的极端表达、虚假信息传播和违反公序良俗的不良信息。2013年，“薛蛮子”“秦火火”“立二拆四”等网络意见领袖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移送司法处理；同年12月4日，工信部正式向三大运营商发布4G牌照；2014年，中央多个部门开展“净网行动”，从内容治理入手净化网络空间。
和3G时代不同，4G时代的传媒业态变化与国家的制度供给紧密相关。其一，以“强关系”连接的微信取代“弱关系”连接的微博，成为中国人的“在世存有”（孙玮，2015）；其二，视频取代图片成为主流的内容形式，视频制作的技术门槛使网络主体人群再次发生结构性变化，高学历、高收入的中间阶层取代“三低人群”，成为信息生产的主力军；其三，3G时代由于传统媒体无法凝结网络主体人群，网络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作为制度的供给者，政府一方面加强对网络内容的治理和监管，另外在国家层面提出“媒体融合”战略，引导传媒业主动与新媒体进行融合发展，以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为目标，通过解放思想、组织变革、内容创新等方式重塑平台，将其塑造为“再中心化”的关键节点。
（一）平台再造：优质内容+精准分发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在顶层设计中，国家强调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是要推动二者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习近平，2014），即把党媒原先的品牌优势、人才优势移植到新媒体上。这一提法的根本性变化就是要将传媒业打造为新传播格局中的关键节点，通过平台化发展增强其社会沟通能力。为此，传媒业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改革：
第一，“两微一端”成为传媒业打造平台的主流方向，利用多层次的传播矩阵和多样化的表达方式吸引网民。微博、微信讲究“小而美”，强调个性和特色；新闻客户端注重“大而全”，强调信息入口和新闻权威；第二，探索项目制、栏目化的管理方式，深耕垂直生产。例如澎湃新闻将时事、财经、思想、生活四个新闻版块细分为“中国政库”“打虎记”“一号专案”“绿政公署”“有戏”等49个子栏目；人民日报“中央厨房”鼓励编辑记者跨部门、跨媒体、跨地域、跨体制合作，打造“麻辣财经”“学习大国”“新地平线”“半亩方塘”等品牌工作室；第三，“中央厨房”作为媒体深度融合的标配和龙头工程（刘奇葆，2017），进一步整合传媒业内部的人力、信息、渠道、资源。其中，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为代表的中央权威媒体通过内容、技术、渠道的共享将传媒业打造为一个协作体，打造了聚合型“中央厨房”（陈国权，2018）和“现场云”在线生产系统。
就在传媒业改变传统范式重视内容创新之时，又一个技术挑战降临。在算法这一智能技术的支撑下，没有采编人员、专注于信息推荐的平台型媒体出现了。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平台型媒体，将网民的社交媒体行为作为基础，利用“相关性匹配”“协同过滤”“热度特征”“环境特征”激活个人隐藏的信息偏好，为每个用户推荐定制化内容。这种“千人千报”的信息获取效果迅速俘获了网民，并超越传媒业悉心打造的媒体平台，成为网民获取新闻资讯的重要入口。截至2016年10月底，今日头条用户数超过6亿，单用户日均使用时长超过76分钟，日均启动次数约9次。
面对今日头条积累的庞大用户群，传媒业也改变态度，从控告其侵犯版权到主动握手言和，建立内容授权使用机制，主动入驻。同时，今日头条也转变策略，既与传统媒体进行“优质内容”合作，同时推出“青云计划”鼓励UGC创作者，让人、商业或非商业利益组织以及专业新闻机构共同组成信息节点在平台间自由流通、平等互动、相互聚合，完成信息的生产、分享与价值创造（喻国明等，2015）。
（二）“移动优先”：视频主导新闻内容
“媒体融合”提出的3年之后，2017年，中宣部明确推进“移动优先”战略，创新移动新闻产品。这里的创新在于要求传媒业能够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能够直达当代社会变动的第一现场，并在第一时间介入社会变动的沟通与呈现（朱春阳，2019）。视频成为“移动优先”战略下的主打内容，电视变为继报业之后又一被挤压的媒体。
2015年起，网络视频市场规模逐渐扩大，爱奇艺、优酷土豆、腾讯视频确立了行业三强领跑的基本局面，同时各自凭借资本优势向上游内容制作产业链延伸。2016年，网络直播和短视频应运而生，凭借网络传播即时（real time）、移动（shifted time）、多媒体（multi media）和互动（interactive）的四大特点备受人们青睐。
对于传媒业来说，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的意义截然不同。虽然直播培育了“网红”这一全新的关键意见领袖（KOL），在互联网公司和风投资金的追捧下形成粉丝文化，但娱乐性质更浓；短视频强调碎片化场景下的高效信息更符合传媒业的要求，“可移动的使用场景”和10秒、15秒、30秒的超短时间十分契合“移动优先”所强调的“第一现场”“第一时间”。
2016—2018年，传媒业纷纷试水短视频，具体方式包括：第一，开辟短视频新品牌，如新京报2016年9月上线“我们视频”客户端、澎湃新闻2017年1月上线“澎湃视频”频道；第二，广电集团增加短视频内容，如央视新闻、看看新闻Knews等；第三，与体制外的传媒公司联手，建立全新的视频生产机构，如2016年南方周末联手灿星文化以及南方周末电视团队联合投资成立广东南瓜视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专攻视频生产；第四，以技术合作、战略投资、入驻平台（如抖音等）等方式强化新闻短视频的质量、传播力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