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奥巴马的当选并执政塑造了民主党的代际更新。就总统政治而言，出任者乃至候选人往往会表现出一定的代际连贯性与接续性。2020 年大选之前的44位总统中，继任者比离任者年长至少一岁的情况为11位，其中年长10岁即所谓“代际逆调”的情形只发生过四次，2016年继任者年长于离任者的15 岁已刷新“代际逆调”幅度的历史纪录。相比而言，共和党在总统政治层面上的代际更新相对缓慢但尚有稳定推进：1920年代的老布什和多尔、1940年代的小布什、1930年代的麦凯恩、1940年代的罗姆尼和特朗普；而民主党的代际更新则呈现出明显起伏反复：除奥巴马外，从1992年克林顿当选到 2020 年大选的所有总统候选人全部是1940年代出生者，不但不存在共和党在历史同期出现的缓慢却持续的代际变化，而且与民主党在政党风格上相对年轻化的传统定位不符。究其原因，奥巴马在金融危机等特定背景下的“异军突起”应该说导致了民主党政治精英代际更新的超前提速，进而造成了1950年代出生的较多民主党精英被“弯道超车”、难以再获得足够空间。而更为年轻的世代虽然获得更多关注，但却又不足以在2016年和2020年大选中脱颖而出、形成充分优势来冲刺白宫，进而只能再次“回调”到1940年代出生的老一代政治人无中寻找人选，特别是如希拉里或拜登等与奥巴马政府关系密切者。从1992年以来两党总统初选提名过程的角度观察也可以印证这个判断：如表-1所示，1992年以来两党初选竞争者的平均年龄水平虽并未明显反映出民主党在代际上的严重停滞，但的确在2008年和2016年两次大选中分别呈现出与共和党的较大差异。

另一方面，始于奥巴马政府期间的共和党“反建制”倾向加速了共和党的代际调整，进而与民主党形成强烈对比。在奥巴马政府全民医改等政策的影响下，“茶党运动”在2009年崛起，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共和党内部“反建制”政治人物挑战乃至取代长期在任的传统政治精英，加速了共和党精英在代际意义上的新陈代谢。如表-2所示，在国会参议员层面2010年中期选举中的共和党当选者平均比民主党当选者年轻将近10岁，其后也基本处于持平状态。而在州长层面，整体共和党当选者平均年龄略年轻的情况居多，且也是在2010年之后出现了差距较大的情况（如 2011年、2013年以及2016年）。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反建制”倾向背后隐含的是明确的“民粹主义”倾向，其效果是取代长期在任的传统政治精英，代际更新只是副产品而非主要目标。也正是因此，2016年最终参与共和党总统初选的12位参选人中50年代以来出生者占据主流的同时，最终胜出者仍是1946年出生的却最具“反建制”色彩、最能回应民怨情绪、最能操纵“民粹主义”倾向的特朗普。换言之，相比于奥巴马以来的民主党追求“新面孔”但未必具有“新理念”的态势相比，共和党则呈现出追求不同于建制派的“新理念”的态势，而持有“新理念”者却往往以“新面孔”居多，所以共和党在客观上实现了更快的代际更新。

可以预见的是，2020年大选正在同步推动两党至少在总统政治层面的代际更新。对民主党而言，如果胜选的话，在2024年将尽82岁的拜登谋求连任可能性较低的情况下，当选副总统哈里斯将极有可能代表民主党参与竞选，从而将民主党总统政治再次带回1960年代出生者的一代。如果拜登败选，2024年民主党初选也将延续2020年初选的局面即在1960年代出生者、1970年代出生者当中展开竞争。对共和党而言，无论特朗普是否连任，2024年的总统初选都有可能囊括某些1950年代或1960年代出生的现政府现任官员（如副总统、国务卿等）以及1970年代出生的多位国会参议员与州长，进而可能实现在代际上与民主党持平甚至继续更为年轻的局面，这对民主党而言仍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