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民主党转型中的挑战与困境

从历史上看，民主党始终致力于在不同群体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其本质即在阶层与族裔两个逻辑之间寻求平衡。但必须看到的是，随着全球化在经济和人口维度上给美国带来严峻挑战，用阶层逻辑涵盖族裔逻辑，通过经济与社会政策调整来满足各阶层不同诉求的做法已愈发无法实现民主党构建多数联盟的目标。作为对选民结构更为敏感的民主党而言，当前美国正在经历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引发的相关趋势已在选民构成、政治生态乃至代际更新等方面加剧了民主党转型中的挑战与困境。

第一，人口结构在各维度的变化正在增加民主党平衡与聚合利益群体的难度。自“新政联盟”以来，美国人口结构的最大变化来自于族裔比重的上升及其构成的碎片化，即拉美裔的持续激增，其原因与移民以及各族裔出生率差异有关。1960年时拉美裔仅占全美人口的3.5%，到2015年已增至17.6%，而在2020年大选年之前的估算已可达18%以上。历史同期比较，在非洲裔从10.5%微幅上升至 12% 的同时，白人从85.2%下降到58%。随着拉美裔在人口规模上的激增，其选民比重也相应上升。针对 2020 年大选选民结构的预测显示，拉美裔将达到13.3%，首次在大选中超过了非洲裔（12.5%）成为占比最大的少数族裔选民群体。

拉美裔在人口和选民意义上迅速增长的现实与前景，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非洲裔的重要性，进而给民主党带来了较大挑战。不同于非洲裔选民大多数倒向民主党的几乎固化态势，拉美裔由于某些特殊历史原因以及天主教信仰所带来的保守价值观而存在一定的跨党性。一般而言，拉美裔中的共和党支持者基本可以保持在四分之一左右，而拉美裔选民在总统选举中也保持了对共和党较为稳定的支持比例。自1980年以来，拉美裔选民在大选中投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的比例保持在21%到40%的区间之内，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也拿到28%的拉美裔选票。事实上，鉴于拉美裔选民在两党政治中的可塑性，共和党阵营也将如何吸引更多拉美裔作为重要关切议题。甚至，相比于民主党阵营，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特德·克鲁兹（Ted Cruz）等拉美裔政治人物已成为能够代表共和党未来的新面孔。这些变化都在挑战着民主党人在少数族裔选民中总体上保持的历史优势。

与族裔结构快速变化同步的是在经济与阶层意义上的人口分布变动。当剖析2016年大选出乎很多人意料的结果时，所谓“中产阶层”的减少以及贫富差距的加大被视为解释民怨情绪的关键因素。事实上，美国“中产阶层”的确呈现出整体缩水的态势，从1971年的61%降至2016年的52%，而富人（14%增至19%）和穷人（25%增至29%）相应增加，自然也强化了收入不平等与贫富差距。具体而言，“中产阶层”中缩水最多的部分来自受到经济全球化与高新技术产业化应用影响的蓝领群体。按照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仅美国制造业在1979年提供的工作岗位可达1940万，而到2010年却减少到1150万。相应而言，制造业所提供的蓝领工作在1970年时占到美国全部工作岗位的四分之一，而在2016年时仅能维持 13% 甚至更低。这一变化无疑降低了民主党吸引蓝领群体的重要性。同步促使蓝领群体缩水的另一个原因即美国人口整体受教育程度的上升。2017年，美国25岁以上人口中的90%至少完成了高中教育，而在1940年代却只有25%。1940年时美国男性与女性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分别为5.5%和3.8%，而在2019年这组数字则分别上升至35.4%和36.6%。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并不倾向于从事制造业的蓝领工作，但制造业却需要受一定甚至较好教育者运行复杂的机械设备。这一矛盾进一步导致了受教育程度低的蓝领群体更加难以就业，进而被挤入失业率更高的低收入群体范畴。如今，美国接受小时工资的蓝领群体中80%不具备大学学历，进而蓝领群体或“劳工阶层”（working class）也被明确定义为“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制造业等劳动力导向产业的就业群体”。蓝领群体的整体缩水及其受教育程度相对低下的现实直接增加了以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为重要选民群体的民主党稳固蓝领选民的难度。

与此同时，族裔结构的变化也反映在蓝领群体当中：1970年时白人在蓝领群体中占88.7%，非洲裔占10.4%；而到2016年，白人比重下降到58.7%，而拉美裔占22%、非洲占13.3%。这就意味着，白人特别是受教育程度偏低的白人在有限的蓝领就业市场中正在遭遇拉美裔、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的竞争乃至挤压，其处境更为艰难、更为难以认同更为代表少数族裔群体利益的民主党。

第二，民主党选民构成的变化导致其党内政治立场与政策议程的分歧。在上述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下，民主党自身的选民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关键重构。其一是多元族裔化趋势明显。2017年非拉美裔白人选民为 59%，20 年前的这个数字则是75%。同时期内，非洲裔、拉美裔、亚裔以及其他族裔整体从24%升至39%。也有数据显示，非白人民主党支持者在2013年到2018年期间已占据全部民主党人的43%。其二是年轻化趋势加剧。2001年到2006年即新世纪初的情况为18岁到29岁的群体占17%，在2013年到2018年期间则升至21%；而30岁到49岁的群体从38%下降至32%。同时间段比较，在2001年到2006年时，18岁到29岁选民中支持民主党者为38%，2013年到2016 年其比例上升为49%。其三是受高等教育者增加。2001年到2006年期间受过与未受过高等教育者比重分别为27%和73%，而2013年到2018年期间则分别变动为35%和65%。

选民构成的变化直接塑造了民主党内部不同的政治立场。一方面，民主党整体上呈现出进一步自由派甚至激进派倾向。按照民调显示，自称自由派群体在民主党选民中从2003年的29%上升至2019年的46%，相应地温和派从43%下降至39%、保守派从24%降至14%。在自由派抬头的情况下，民主党整体上在移民、同性婚姻、族裔权利等议题上呈现出更为显著的激进态度。比如，持有“移民强化美国国家实力”观点者1994年时在民主党内有32%、共和党内则有30%，而在2019年则变为极具分歧性的83%和38%。另一方面，支持民主党的少数族裔仍倾向于相对温和乃至保守立场。如果按照不同族裔的政治立场自由化程度对比，支持民主党的白人中自由派立场者从30%上升至55%，而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变化相对微弱：分别为25%至29%以及25%至37%。换言之，正是由于白人受高等教育程度增长率明显高于非洲裔和拉美裔，民主党内部的白人群体驱动了民主党整体的自由化趋势，而非洲裔和拉美裔则仍以更为温和或保守立场给自由化趋势减速。支持民主党的白人与少数族裔虽然在加征公司税、严格枪支管控、气候变化治理、支持工会发挥更大作用等议题上更为趋于一致，但在安乐死、大麻合法化、胚胎干细胞研究、政府主导的医疗体系、堕胎合法化、杀人犯死刑、同性婚姻、限制军费等议题上却存在着较大差异。

民主党内部由于族裔、经济地位以及教育程度变化而导致的政治立场变动，也强化了至少发端于1990年代的“新民主党”与“进步主义民主党”等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新民主党”仍可以其相对温和的立场得到非洲裔等群体接受，但蓝领整体规模的缩水以及蓝领白人群体在族裔问题上的持续保守化也对“新民主党”路线提出了新的难题。另一方面，在持有进步主义立场乃至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崛起的背景下，“进步主义民主党”加速激进化，其理念虽然得到了民主党内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白人群体的认同，但却因其强调政府主导的全民医疗体系以及相关激进的经济政策难以得到多数未受过高等教育的蓝领（64%反对）和少数族裔（61%反对）接受。需要解释的是，拉美裔虽然表现出对桑德斯及其理念一定程度上的拥护，但其主因是拉美裔的年轻化程度较高，即拉美裔的支持来自于年轻一代的支持，而并非在族裔逻辑上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讨论共和党已显现出所谓“特朗普化”趋势的同时，民主党事实上并未呈现出相对应的所谓“桑德斯化”。虽然两者都可能代表着各自政党内部某些“极端化”趋势，但“特朗普化”的核心即强调“白人至上”的“身份政治”，其能够动员到的群体更为明确且高度固化，基本覆盖共和党白人选民；而所谓“桑德斯化”的核心是阶层，是以阶层平权为目标的相关经济理念与政策，其能够动员到的群体聚焦于受教育程度偏高的年轻选民。但仅仅在代际意义上的动员显然并不稳定，难以形成支撑民主党存在并发展的主流趋势。本质上讲，所谓“桑德斯化”的可能或桑德斯等政治人物给民主党带来的新变化本身还是延续了民主党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调整平衡利益群体的思路，但面对更为多元与复杂化的群体分布，特别是面对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民主党谋求平衡与聚合的传统策略似乎正在陷入失效状态。

第三，新世纪以来的民主党呈现出一定的代际更新停滞。与2020年民主党总统初选吸引到如此之多的参选人、特别是最终参与初选投票的11位参选人中至少有5位1970年后出生者的事实相比，1940 年代出生的拜登最终获得提名不免令人感到强烈反差。进而，2020年大选也成为了两位分别可以打破历史纪录的高龄候选人之间的罕见对决。一般认为，候选人的高龄无助于吸引年轻选民，特别是对以年轻选民作为重要选票来源的民主党而言极可能并非积极因素。虽然拜登获得提名的原因主要是其被民主党主流认为在有限人选中最有可能完成击败特朗普的任务，但这个“任务型候选人”本身的高龄也再次暴露出民主党近年来的代际停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