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在克林顿时期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源自其所谓“第三条道路”的政策议程。1970年代美国陷入严重“滞胀”，凯恩斯主义遭遇极大质疑，持有削减政府开支、降低税收以及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等主张的“里根共和党”大行其道，并在1980年和1984年两次大选中获得了蓝领中下层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关键支持而得以持续执政。面对共和党的胜利，民主党内部强调发展经济、控制政府支出、提供所谓“就业福利”的“新民主党”（New Democrats）逐渐崛起，并以1992年克林顿的当选作为关键节点。一方面，来自南方州阿肯色的克林顿代表着所谓“南方传统”，得以维持非洲裔的关键支持，甚至克林顿一度被称为是“美国首位黑人总统”；另一方面，克林顿所奉行的“第三条道路”赢得了蓝领中下层尤其是白人的支持。这两方面的优势促使民主党回到了再次平衡两大群体的多数联盟状态，进而重返执政。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实现此次转型的主要根源在于将经济政策向着较为温和的方向调整，从而既回应了蓝领中下层的利益诉求，也以对非洲裔保守理念的回应来强化了该群体对克林顿及其民主党人的支持。随后，由于克林顿执政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与财政盈余，“新民主党”确定了与“进步主义民主党”（Progressive Democrats）并驾齐驱甚至更具优势的党内地位。

新世纪以来，虽然2000年大选的制度扭曲中断了民主党执政，但小布什政府期间的“反恐泥潭”与金融危机也刺激了民主党再次实现平衡的可能性。2008年，强调政府监管、维持社会福利支出、承诺全民医疗改革的奥巴马成功地通过构筑起足以平衡蓝领中下层与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群体的新的所谓“奥巴马联盟”（Obama Coalition），并以此带领民主党重返白宫。奥巴马虽然受到“新民主党”的影响，但其政策议程（如政府直接拨款的经济刺激计划、强化金融规制等）也明显具有强烈的进步主义色彩。一方面，对于蓝领中下层而言，面对当时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与民生的重大影响，倒向民主党而非继续支持共和党已成必然趋势；另一方面，虽然扩大政府职能、增加支出等自由派立场并不符合非洲裔理念，但奥巴马自身的非洲裔身份足以确保其在非洲裔群体中获得历史性的高支持度与高投票率。换言之，奥巴马得以有效地同时获得蓝领中下层和非洲裔的支持、形成多数联盟的最大原因是其在特定金融危机背景下所能发挥的特有“桥梁”定位。当然，经济危机和奥巴马个人化因素的双重特殊性也决定了其联盟的不可持续。2012年奥巴马实现连任时，其选民票、选举人团票以及获胜州数等指标罕见地同步缩水，与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的流失密切相关。而这一态势发展到2016年，不但蓝领白人持续流失并部分倒戈共和党，非洲裔选民也由于奥巴马的“缺席”和希拉里的吸引力“赤字”而出现了投票率下降，进而成功聚合了蓝领与非洲裔的“奥巴马联盟”彻底瓦解，最终导致民主党的败选。

必须看到，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其非洲裔的身份也进一步加剧了共和党在族裔议题上的极端化动员，助长了特朗普在2016年以“本土主义”政策议程对蓝领中下层白人的吸引，加速了“奥巴马联盟”解体。相比于当年里根通过经济政策调整相关群体利益来构建联盟的历史经验，特朗普的“本土主义”议程与其说是含有某些经济政策选项，不如说是更多侧重于强调“白人至上”的族裔标签来构建一个基于所谓“身份政治”的白人群体联盟，这对民主党及其构成新联盟的努力形成了极大挑战。

自2016年败选之后，关于能否或如何夺回在蓝领中下层中的关键支持成为民主党所面对的重大议题。但无论如何，民主党在2020年大选中仍旧重拾了尝试平衡并聚合蓝领与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群体的传统逻辑。一方面，总统候选人拜登因其“新民主党”温和理念以及相关背景得到蓝领群体的一定支持，并在中西部“铁锈带”享有某些优势；另一方面，拜登凭借其奥巴马副总统的身份初步得到了非洲裔的支持。但值得说明的是，这种支持显然是交易型的，尤其在2020年5月底全美因“弗洛伊德事件”而爆发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之后，拜登在压力下不得不通过选择一位非洲裔副手即加州国会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方式来回应并尽可能稳固非洲裔选民。

客观而言，拜登及其民主党平衡两个群体的努力可能意义有限。对于蓝领中下层特别是白人而言，他们在2016年对特朗普的支持是受到“白人至上”价值观驱动的，而2020年在疫情及其对经济拖累等因素的影响下才可能出现某些转向民主党的情况。这一可能变化具有很强的偶然性，且并未显现出足以中断共和党通过操作族裔议题在该群体中获得优势的趋势。对于非洲裔而言，如果只有哈里斯等非洲裔候选人才能有效动员非洲裔选民，民主党政治精英本身在身份意义上也将面对着较大压力。这也意味着，2020年民主党努力实现的联盟无论能否在实际选票上占优乃至胜出，其本质上都无法彻底理顺当前民主党转型中所面对的挑战与困境，进而也极可能不会形成较长的延续性与有效性。